张鼎丞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解放后曾担任福建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在张鼎丞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经历过无数次的危险时刻，其中他对当年在闽西南开展游击战争时一次被敌人偷袭的经历始终念念不忘。

回首往昔，他经常对人说：“那次战斗，如果不是刘永生同志挺身而出，沉着应战，我和闽西南不少党政军领导人也许都当了俘虏，甚至牺牲了。”这也就意味着，在毛泽东指示下由张鼎丞等人苦心经营的闽西南游击根据地险些荡然无存，整个闽西南革命史都要重写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前，毛泽东就对张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张鼎丞遵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在那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擎起中国南方革命事业的一片天。

1935年3月中旬，闽西南各地党政军领导人决定在福建省永定县大阜村召开联席会议。为了参加这次会议，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人率领中央军委直属红军独立24师的一个营，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围攻，终于来到大阜村与张鼎丞部会合。

刘永生接到通知从永东游击司令部驻地赶去参加会议，他带着通讯员进入大阜村，刚歇下脚，突然听到枪声大作。他跑到屋外一看，不好！只见约莫有一个团的敌人兵分三路正向村子包抄过来！

走在前头的敌便衣队丢下伪装用的扁担络索，提着驳壳枪猛冲过来，打死了我方的哨兵，并夺去一挺轻机枪。

原来红军24师这个营的指战员，因几个月来连续行军作战，人人都已极度疲劳，部队到达大阜村与张鼎丞会合后，以为这里十分安全，大家一躺下来就睡熟了。

不凑巧的是，原来驻扎在大阜村里的县区游击队员，要腾出营地给远道而来的红24师同志居住，再加上当时已是深夜，料想不这么对付一晚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此就撤到邻村宿营去了。

除了红24师之外，村里另外还有张鼎丞等闽西南及永定县委机关人员宿营在此，虽然他们听到枪声后就马上开始指挥战斗了，但人数有限，而且大部分都不是常规战斗人员。这样一来，当时整个大阜村对敌戒备就处于最松懈的状态了。不料就在这个时候遭到敌人突袭！

这也就罢了，更让人气愤的是，这个营的营长却临阵逃跑了（后叛变），全营失去了指挥，战士们慌慌张张地扛起三挺重机枪撤向村后面的山头。这使正在山脚下指挥战斗的张鼎丞、邓子诙、谭震林等领导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在这个关键时刻，与张鼎丞交谈到深夜，刚躺下就被惊醒的永东游击队司令刘永生挺身而出，对往山上撤的红军战士喊道：“同志们不能撤退，领导同志和机关人员都还在村里，赶快架起你的机枪，顶住敌人！”

红军机枪手们不认识刘永生，仍然继续往山上撤。

刘永生手握驳壳枪追了上去，横着身子挡住他们的去路，猛喝道：“谁敢再后退一步，我就枪毙谁！”

这一喝，使机枪手们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

刘永生接着命令道：“把机枪给我一挺！”

机枪连长惶惑地向：“你是什么人？”

“我是永东游击队司令刘永生。现在情况紧急，你们都听我指挥！”刘永生一边回答，一边夺过一挺重机枪，就近选了个射位，向敌群猛扫起来。

机枪手们也跟着架起了另外的两挺机枪，一起向敌人开火射击，打得敌人四散溃逃。

这时，村子里永定县委机关人员和县区游击队战士，趁势向敌人发动反冲锋，把敌人赶出了大阜村。

战斗结束后，张鼎丞对大家说：“这次我们被敌人打了偷袭，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如果不是刘永生同志在最危险最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沉着应战，我们大家也许当了俘虏，甚至有可能牺牲了。大家要向刘永生同志好好学习！”

后来，闽西南各地党政军联席会议顺利召开，会上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被推选为主席。

面对10多万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的残酷“围剿”，他和邓子恢、谭震林、刘永生等红军将领遵照毛泽东制订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解放后刘永生曾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