鲟形目（Acipenseriformes）的鱼类今日统称为鲟鱼或鳇鱼，中国分布有两科总计8种，即：匙吻鲟科的白鲟，鲟科鲟属的中华鲟、达氏鲟、史氏鲟、西伯利亚鲟、小体鲟、裸腹鲟和鲟科鳇属的达氏鳇。其中西伯利亚鲟、小体鲟和裸腹鲟在国内的分布极为有限，基本可认为其不见于古代史籍。随着东北地区的开发，黑龙江流域的达氏鳇与史氏鲟在较晚的时段内也见诸记载。如今苟延残喘于长江流域，历史上可能分布于海河到珠江之间广大水系的中华鲟、达氏鲟以及白鲟则长期活跃于文字记录中。通过古代文献中的一鳞半甲，今人得以钩沉出这些江河霸主鲜为人知的往事。

“鲟鱼”、“鳇鱼”与“鲟鳇鱼”

“鲟（鱘）”字古作“鱏”，同音。段玉裁认为“鱏”与“淫”音相近，意为“大鱼”之意（“淫”可释为大）。从文献中的外观描述来看，“鱏”最早特指白鲟（Psephurusgladius）而不包括其它鲟形目鱼类。西晋刘渊林注左思《蜀都賦》时称：“鱏魚出江中，頭與身正半，口在腹下”，唐人沈仲昌的诗中更是夸张地形容“鱏鼻大如船”，体型则是“重千斤”、“长一二丈”。这些描述准确把握了白鲟体型硕大、头吻特长以及口在吻部腹面的特征。

“鳇（鰉）”字的出现则较为晚近。较早的详细记载，有北宋《岳阳风土记》“岳州人極重鰉魚子。毎得之，瀹以皂角水少許，鹽漬之卽食，味甚甘美。”及明弘治《常熟縣志》“鰉魚出揚子江，骨露皮外，謂之著甲鰉魚。可作鮓。大者四五百斤。”由此推测“鳇”应当是体表具有骨板状硬鳞的鲟科鱼类而非裸露无鳞的白鲟。若古今分布无异，“鳇”最早指中华鲟（Acipensersinensis）或达氏鲟（Acipenserdabryanus），从体型及分布上来看，一般指前者。

“鳇”字亦可作“鱑”，后者可能是从魏晋至唐代“黄鱼”一名衍生而来的，这点在下文“鳣”的部分再细说。

综上，最迟于北宋时期，“鲟”与“鳇”的概念已经囊括了长江中的所有鲟形目鱼类，文献中亦开始并举二者，并出现了“鲟鳇鱼”一名。这固然反映了一种朴素的分类方法<strike>在今人看来至少分对了目</strike>，却也对后期文献中的名实考证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例如对于《岭外代答》中记载的从南海洄游至广西来宾一带的“鲟鳇大鱼”，今人无从判断到底是“鲟”（白鲟）还是“鳇”（鲟属），从而形成物种历史地理分布上的一桩悬案。总之，宋代以后文献中的“鲟鳇鱼”，或是“鲟”（白鲟）与“鳇”（鲟属）的并称，或是偏指其中一者，亦或是泛指此类鱼（概念上相当于今天的“鲟形目鱼类”），其名实对应关系，需要视具体语境进行分析。

今日一般所说的“鳇”，即分布于东北的达氏鳇（Husodauricus），最早称“牛鱼”，在辽金的捺钵及祭祀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至于今日为何被冠以“鳇”之名，可能是随着清代关内外人口流动，中原的“鲟鳇鱼”之名被安插在了东北的土著鱼种——达氏鳇身上，省一字称其为鳇。史氏鲟（Acipenserschrenckii）体型不及前者突出，可能亦被归于同名之下。

谜团重重的“鳣”与“鲔”

虽然“鲟”、“鳇”之名出现得较晚，但这并不意味着鲟形目鱼类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内未被发现与记录。在动植物的名物研究中，常常有这么一条规律：分布广的、常见的、在经济或文化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生物，其名称一般都比较多样，马甲换的也比较频繁。体型硕大引人注目，分布跨越几大流域的上中下游，且深受历代吃货迫害的鲟形目鱼类正是这样一个例子。

晋代的训诂学家郭璞在注《尔雅》中“鳣”字时称这种大鱼“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魚。”通过上文的讨论，西晋时的“鲟/鱏”为白鲟，那么郭璞所说的“鳣”，应是体表具有骨板状硬鳞、吻部不如白鲟突出的鲟属鱼类。但古文中对“鳣”还有另一种解释——鲤鱼（或大鲤鱼），《说文解字》的著者许慎、注者段玉裁，以及为《诗经》作传的毛氏叔侄等一帮大佬均持此观点。那么，“鳣”到底是鲟鱼还是鲤鱼呢？

这两种观点的分歧点在于对《尔雅·释鱼》文本的理解上。原文中的“鲤鳣”二字，是单纯并列的二字，还是以“鳣”释“鲤”（用现代的标点符号表示就是“鲤。鳣。”和“鲤，鳣。”的差异）？许慎等大佬们的理解是后者，故认为“鳣”就是鲤鱼。但《周颂·潜》“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一句中既出现了“鳣”又出现了“鲤”。为自圆其说，大佬们又提出了“大鲤鱼不叫鲤而叫鳣”的说法。但《尔雅·释鱼》中对于这种因大小而产生的异名是会特别标出的，如“蠃，小者蜬”，“贝……大者魧，小者鰿”。以此类推，若“鳣”确指大鲤鱼，那原文应当写作“鲤，大者鳣”而非“鲤，鳣”。故郭璞、陆玑及《康熙字典》等文献对“鳣”的解释是合理的，即“鳣”为鲟属鱼类。

回到郭璞的记载，“鳣”因“肉黄”，故有“黄鱼”之别名。这一别名应该是由真正捕获并屠宰过鲟鱼的渔民所始创，而“鳣”则是士人所使用的“雅言”。使用“黄鱼”之名的较早文献，无一例外地与食用与解剖有关，如大致与郭璞同时期的《南中八郡志》记载“江岀黄魚，魚形頗似鱣，骨如葱，可食”，《广志》记载“揵爲郡僰道縣出臑骨黃魚”，顺带提到了鲟形目鱼类体内为软骨这一生物学特征。杜甫旅居三峡地区时，作有五律《黄鱼》，称其“脂膏兼饲犬”，可见体型之庞大。另一首《戏作俳谐体遣闷》中“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一句更加为人所熟知。所谓“乌鬼”，有学者认为是鸬鹚，并认为这句诗反映了唐代三峡地区驯养鸬鹚捕捉“黄鱼”的史实。如果了解“黄鱼”是指体型巨大的鲟鱼，就不会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了。“黄鱼”一名，后逐渐演变成“鱑”或“鳇”，后事上文已述。由此，“鳣”——“黄鱼”——“鱑/鳇”——“鳇鱼”这一条演变轨迹便浮出水面了。

若我们追溯“鳣”字的源头，会发现在《诗经》中，“鳣”往往与“鲔”并称。如“鱣鮪發發”（《卫风·硕人》），“有鱣有鮪，鰷鱨鰋鯉”（《周颂·潜》），“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小雅·四月》）。关于“鲔”的解释，陆玑与郭璞产生了分歧。陆玑认为“鮪魚形似鱣而靑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这应是一种鲟属鱼类。郭璞则认为“鮪卽鱏也，似鱣而長鼻，體無鱗甲”，这显然就是白鲟。诗经中并称“鲔”、“鳣”，应是古人意识到两者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但又有明显区别。假设先秦时黄河至长江流域也仅有今天这三种鲟形目鱼类分布，如果“鳣”是体表披甲的中华鲟（或达氏鲟），那么将“鲔”理解成与前者体型相仿但外观明显不同的白鲟比较合理。

顺带一提，现代语境中的“鲔”一般指鲭科金枪鱼属的几种鱼类，例如台湾管Thunnus叫鲔属，我们也能看到“鲔鱼三明治”、“鲔鱼罐头”等商品。这种用法的源头可能是日本汉字。由于中国的某些物种并不分布到日本，日本人就借用这些生物的名称来命名他们所熟知的生物。而中国的现代生物科学发展较晚，在决定物种中文名的时候很大程度又参考了日本的命名，由此出口转内销，造成了大量的生物古今异名现象。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中国古代的“莺”原本指黑枕黄鹂Orioluschinensis，但没见过黑枕黄鹂的日本人把“莺”的名字安在了日本树莺Horornisdiphone之类的小型鸣禽身上，参考这些物种日名所确定的物种中名，从此出现了“树莺”、“柳莺”、“苇莺”这些幺蛾子。“鲔”也是这个道理。

<strike>所以之后再读到“几处早莺争暖树”的时候请不要再想到柳莺分类了很累的好嘛</strike>

<strike> 还有下次吃鲔鱼三明治的时候请顺便缅怀一下这个名字的曾经拥有者谢谢</strike>

小结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对鲟形目鱼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的常用名称作一个粗略的总结：以中华鲟为代表的分布于黄河——珠江之间的鲟属鱼类，先秦时称“鳣”，魏晋时出现“黄鱼”的俗名，在流传过程中被简写为“鳇”或“鱑”，并沿用到近代；白鲟先秦时可能称鲔，魏晋时始称“鲟”或“鱏”，并沿用到近代；东北的达氏鳇在辽金元时期称牛鱼，史氏鲟可能亦被归于同一名下。而北宋出现的“鲟鳇鱼”一名，可作为以上几种鲟形目鱼类的统称。

随着新的名称出现，旧的名称渐渐为世人所弃用，继而沉入佶屈聱牙的字海深处，后人最终不明其所指。明代《三才图会》的插图中，“鳣”被错误地绘成了白鲟的模样，今人谈到“鲔”想到的也只是大洋中的金枪鱼。好在今天的研究者占有的信息量远超过古代的训诂学家，结合古籍、影像甚至实物标本，得以从历史的沉积物中寻回这些失落的名字，以及围绕着这些名字的种种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