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并以赤诚之心打动穆彰阿，成其门生。因家境贫寒难以承受在京的开销，所以决定回乡复习，准备“散馆”（任职考试）。 得益于穆彰阿有意提携，曾国藩虽成绩不好，但也被亲点进入翰林院做检讨，成了一名正儿八经的京官儿。所以对曾国藩来说，此次回家，算是“衣锦还乡”。毕竟曾家祖上无功名，同乡亦无人有如此荣誉。

曾国藩此次回乡如平地惊雷，不仅震惊整个家族，也轰动了邻里同乡。谁都未曾想过，一个考了七次秀才的青年，居然入职翰林。曾家杀鸡宰羊，举族欢庆迎接曾国藩，连祭祖时供香飘出来的青烟都开始跟着飞舞。

曾国藩本是一个普通人，与常人一样爱交友读书，成绩平平，并无所长。但此次回乡之后，曾国藩开始真正“忙碌”起来，这段时间他受到此前从未有过的重视和殊荣，身边的追随者越来越多，自身的名气越来越大，每天应酬不断，奔走于乡里之间，或宴饮、或游乐、或打牌，还要为大小杂事主持做主。最重要的是，做了翰林检讨之后，求字求文者不断，一年间多数时候都在此处应酬，这让曾国藩第一次体会到“被重视”的感觉。自此，曾国藩自身的心态也逐渐产生了变化。道光十九年，正月

这个月曾国藩只做了三件事。①四处宴饮谈乐。早晨在某家吃饭，中午则去别家饮酒，下午申时回家（下午3-5点左右），晚上常与友人聊至通宵，整月中大概前半个月天都是如此。

②调停、主事。叔叔家卖田让曾国藩做中间人，四妹到了婚配年龄，选亲送八字需要自己主持沟通。

③亲人病逝。这个月对曾国藩来说，是最苦受折磨的一个月。月初，二妹的儿子去世，曾国藩家人患了“痘”疾，九岁的妹妹越来越重，自己的儿子吃药不能好转，月底二人相继去世，只有弟弟的病好了起来。

这个月对曾国藩的打击无疑是最大的，他体会到了“力所不能及之处”，只得眼睁睁的看着亲人忍受病痛折磨，并且亲眼目睹亲人离世。

对于曾国藩此时的心理，《日记》中并无多少表露，但是有一点细节常人很难发现。

廿九日，阴雨，辰刻，满妹死。……满妹生于道光十年……至是生八岁零一百七十一天。

二月，初一，……儿子生十七年丁酉十月初二……至是一岁零四个月。

在叙述自己小妹和儿子的生岁时，曾国藩在日记中对二人的表述是有些差别的。对小妹的生岁居然可以详细到“天”数，而对自己儿子的生岁，只是以月份带过。至于原因，可能只有曾国藩本人知道了，也许在潜意识中，对二人的感情还是有所差别的，毕竟与妹妹想处的时间更长一些，而对自己儿子，还不能交流。二月初八，与尹光六下棋，……家庙向无丁祭，陶村族叔议兴祭，每人捐谷二斗。……

这个月曾国藩遇到了一简“大事”，在儿子过世一个星期后，与一位大夫下棋。晚上有一位族叔来商讨祭祀孔子的事儿。

曾国藩在日记中特意写了“向无丁祭”，丁祭就是在仲春仲秋上旬丁日祭祀孔子的活动。可见曾国藩对此还是比较反感的，因为在自己还没有进入翰林的时候，并没有人来叫他丁祭，现在反而来了，在这种细微的语言下，还是可以看到人情冷暖的。

其余日子，大多写写字，处理些杂事。三月初四，……朱尧阶信内官词二纸，要托在县告状，余回信言此刻县考，余宜回避，待考试后再告。……

这个月的事儿还是比较少的，大多时间在打牌，游荡，喝酒，写字，能看到细节的只有这件，因县考，自己要回避，以免遭受猜忌。十五日，仙舫回书来，送银二十两，道彼处此刻不必去，且请余为伊母做寿序

这二十两，可能是曾国藩开始写文章卖的钱。四月初一，写唐诩庭寿屏，福青缎写黄字，字学柳诚悬，参以王大令、董香光笔意，结构甚紧，笔下飒爽雅健，甚自许也。……是日余写七幅，敖写五幅。

四月份第一天，为别人写寿屏，自觉不错。

在这段话中还是能看到曾国藩对自己的字颇为自负，自觉比那位陌生人高质高产，特意在末尾加上了数量对比，可见曾国藩还是有些“自喜”的。

初十，松坡祠未具贺仪，又前年，父亲至此祠送匾，伊言当送钱来家贺，后食言。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又前日要余扫墓，情理不顺，余盛气折之，祠内人甚羞愧。

可见曾国藩对不遵守诺言的人，不知晓事理的人，是没有好脾气的，这种气愤并不来自于钱，而是对其诚信、礼数的嗔怒。或许是由于曾国藩年轻气盛才“盛气折之”，如果是晚年的曾国藩，可能就会是另一种处理方式。十六日，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

曾国藩家贫，而且在回乡之后应酬颇多，每次几桌到几十桌不等，花费巨大，所以进京借钱做路费也在情理之中。其实早在去北京考试期间，就已经借过几次钱。有一次借了一百两银子，做盘缠，结果半路都买了书，成天饿肚子，这让他的父亲曾麟书又爱又恨，但到了今日，可能会欣慰买书的举动吧。

包括到再此进京的时候，这些借款也都所剩无几，前几年在北京的生活大多是由借钱来维持。大概向周边友人借了1000两银子，而去处也很有意思，大头都是走了人情，还有一部分寄给家里，只有少数是供自己开销所用。五月

五月份，发生了一件令人摸不着头脑且匪夷所思的事情。初一，着使去杨立山家，欲收回丁酉年所寄书，立山言已遗失矣。

这件事让人很匪夷所思，让人去杨立山家收回三年前寄过去的书，究竟是借给杨立山的，还是自己又有用的呢？这个很奇怪，但是一定有些原因，因为杨立山说“丢了”，按正常情况来说，有人寄书，是不会轻易弄丢的，所以里边一定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一个想要回来，一个说丢了。十六日，饮于宋于庭署内，于庭有圆圆小像，甚是可观。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曾国藩曾下定决心要戒色，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看到了陈圆圆的画像，居然还能写日记记录一下，可见对美色，确实有一定憧憬。

十七日，曾氏修屏门为悬匾地，伍人坏碎，又彼此殴伤，告官。余书片与宋公，宋亦未甚究。是夜，又作书让宋公也。

十八日，宋于庭有复书来，不以余言为然

十二日认识宋于庭，十六日去他家看陈圆圆画像，十七日告诉宋于庭自己被欺负，宋于庭没有关，于是写了第二封信，十八日宋于庭回复，也没把曾国藩说的当回事。

这两次书信来往，其实对曾国藩来说，是有自尊心受挫感的。至于原因，可能是十六日跟宋于庭谈论陈圆圆画像，让宋于庭觉得曾国藩是个轻浮之人，并不愿插手闲事。六月初三，永兴本家见余，趑趄嗫嚅，村鄙可怜。庙内又隘，毒热逼人，甚烦恼也。

这可能是曾国藩第一次在日记中直言本家人有问题，他觉得永兴曾姓这人，做事畏手畏脚，说话吞吞吐吐，而且行为粗鄙，让人很反感。

曾国藩此时毕竟29岁，正处于青年时期。回家的这前六个月，发生的大事不多，小事细节却很有意思。其实是可以从这些细节中，是可以看到曾国藩入翰林衣锦还乡后，在周围的人际环境中，思想所做出的改变和坚持。放在当下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有些“飘飘然”的举动，但是曾国藩大多数时候处理的都比较得体，只有少数事件能反应心态的变化，而这些心态细微的变化，会让我们更清晰的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一个再追求“圣人”的普通人。

（上为道光十九年前半年日记，下半年日记随后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