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五则典故,解读千年智慧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编撰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在浩瀚的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了不同朝代的熔炼,凝聚了华夏儿女的无穷智慧。

作为一本历时19年完成,涵盖16朝1362年历史的“帝王教科书”,它记录了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事件,作为历史借鉴;康熙为它留下107条批注,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称每读都获益匪浅。

一、用人

周郝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燕昭王就人才招募问题,向郭槐请教。

郭槐说了一个故事:有一君主,派负责洒扫的涓人用千金求购千里马,结果那人找到一匹已死的千里马,用五百金买下马头带回。

君主大怒,涓人解释说:死马都愿意买,何况活的呢。天下人知道了,好马就会送上来的。果然,不到一年,君主如愿得到了三千匹千里马。

说罢,郭槐便对燕昭王说:“现在大王打算招募人才,就请先从我开始吧。如此一来,更为贤良的人,定会不远万里前来的”。

果然,在燕昭王为郭槐翻建府第,尊为老师之后,各地贤士就争相来到燕国:乐毅从魏国来,剧辛从赵国来。

若用人之时,都能够向燕昭王对待郭槐一样,那么何愁像乐毅,剧辛这样的能人不来投呢?

二、自省

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读《隋炀帝集》时,认为他思想深奥,知识广博,定是尧舜一类的人,而不是像桀纣一般。可为什么现实中的他,却恰好相反呢呢?”

魏征回答说:“他嘴上说着尧舜之言,做事却像桀纣一样。自己不反省,最终导致了失败。”

后来,有大臣上奏请唐太宗做《文集》,唐太宗说:“我发布的命令,有益于人民的,史书上自然会记载,足为不朽。如果没有益处,做了《文集》又能怎样?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也避免不了亡国的下场。如果不行德政,做文章又有什么意思!”

唐太宗知道光说是没有用的,别人不是看你说的多好,而是看你做得多好。

三、权责

一次,文侯请自己的谋士田子方喝酒。文侯忽然对旁边敲击编钟的乐师说:“钟声的音阶有问题。”

田子方笑了。文侯不解他为何而笑。

田子方解释道:“领导者需要明白如何挑选乐官,但不是如何挑选乐师。现在您对挑选乐师颇有心得,倒怕您对乐官没了感觉。”

领导者负责掌握大方向,制定规则,设职任人。若过于干涉下属的工作,一切就容易乱套。而且自己也会疲于奔命,反而对重大的事情不能顾及。

四、诚信

推崇法家思想的商鞅,在变法之初,担心百姓不能完全信服。便在城门立了根三丈高的木杆,并贴出告示:谁能把木杆移到北门,奖赏十金。

起初,百姓都以为是在开玩笑,根本无人搭理。后来,商鞅又贴出告示,将赏金涨到五十金。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真的有一人将木杆从南门移到了北门,商鞅当即给了他五十金,随后正式公布了法令。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你如果坚持一个信字,你的朋友也会出奇的多。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令行若不能有所禁止,那日常点滴的信用必会逐渐流失。

五、执行

商鞅变法实施一年后,发现效果却不太理想,不仅有百姓前来申诉新法不便,更有太子触犯了法令。

商鞅认为,法令不能推行,就在于上层人犯法。但基于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可以刑罚,便罚了太子傅公子虔。还按照刑罚规定,在太子傅脸上刺了字。

严苛的律令之下,那些扰乱新法实施的人,会被全部迁移到边疆。此后,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新法了。

商鞅变法在推行的十年里,让秦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兴奋于为国作战,而不敢在私下打架。

一支不能令行禁止的队伍,必定难有持续的成绩。因此不要因为条例看上去呆板而不推行,因为它如果真的足够科学合理,必定能让队伍的执行力快速提高,成就大事。

曾国藩曾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忠至当,开拓心胸。”

每个人都应该读读《资治通鉴》,因为它的核心,能助你把握历史潮流的兴衰、治乱,看懂权力政治,把握管理和用人识人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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