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在董其昌移风流行海内的同时，一些书家则致力于隶书的创作，于是，隶书书法中兴成为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汉代以后，被楷书取代了实用价值的隶书逐渐走向衰落，除了在唐代中期曾出现了几位擅长隶书的书家，使隶书创作热闹过一阵以外，宋、元、明数朝问津者极少。虽然也有个别书家对隶书偶然涉猎，但终因去古已远，法度湮没，书者往往向壁虚造，遂使这种在汉代曾取得很高成就的书体几成绝学。

到了清代初期，隶书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转机，不仅专擅此体的书家相对增多，同时在技法上也开始拨乱反正，重新对汉代隶书进行发掘和研究并以此作为取法途径。由于宋代以后的数百年以来真正在隶书方面取得成功的书家微乎其微，所以清初的一批专写求书的书家便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好评。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西庐老人等，江苏太仓人。其祖父王锡爵在明代万历年间曾任内阁首辅，位居宰相，故王时敏得荫人仕，官至太常寺少卿，崇祯十三年(1640)还乡，明亡后居家不出。王时敏是清初著名山水画家，和王鉴、王翠、王原祁被合称为“四王”，与当时名流董其昌、陈继儒、吴伟业等都有较密切的交往。除绘画外，王时敏还擅长书法，尤其精于隶书，在隶书寂寥欲绝的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其隶书点画沉厚，字形严整。

但其风格并未显示出汉隶古朴浑穆的气象，而是更接近唐人隶书的面貌，特别是用笔常常间杂楷法和结字喜用别体的习惯，更是唐人隶书中常见的习气。再看王时敏的隶书，其圆润丰满与整齐方正的面目，的确十分接近唐玄宗、史惟则等唐代书家。这大概是清初以前汉碑发现不多，学隶书者眼界受到局限所造成的结果。 戴易(1621——?)，字南枝，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从学于著名学者刘宗周。七十岁后移居苏州，与著名遗民书法家徐枋相友善。戴易善隶书，时人争宝重之，但求字者若非其认可之人，多不应允。康熙三十三年(1694)徐枋去世，贫无以葬，藏易为其营置养买地，书一幅只收银钱，遂集资数十金使徐枋完葬，一时传为义学。

戴易的隶书与王时敏相近， 而好用冷僻字别体字尤有过之。也因为时风相农成是当时王时敏名气大的缘故，戴易难免受到影响,其隶书在整体风格上也近于唐人隶书。 郑簠(1622——1693)，字妆器，号谷口， 上元(今江苏南京)人。以行医为业，终身未仕。郑簠以擅长隶书著称于清初，其学汉碑数十年，竭力搜集寻访。康熙初年,曾尽倾家资，裹粮走千里，北上山东、河北带，寻访古刻，在曲阜停留两月，“遍摹汉唐碑碣”。遂开辟习隶书者直接取法汉碑的新风气，元明书家从唐人学隶书的习气，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

与时间稍早的王时敏相比,郑簠的隶书稍接近汉人和富有古意。其用笔的轻重主次变化结字的聚散高低错落打破了唐代隶书用笔平直古板结体整齐均匀的习气对元明以来隶书的束缚，显示出作者对汉人来书的深人理解与正确借鉴。另外,郑簠的隶书还有两个明显不同于前人的特点：一个是在章法上，采取字距宽疏行距紧密的排列规律，而这一点正是汉碑隶书的重要特征为唐代以后多数写隶书者所忽视；另一个是郑簠的隶书作品中来历不明的别体怪字很少见,规范的字形结构也使其作品亚得从容大方、高有书巷气息有了这两价特成郑簠的来书创作比请初其他写集书者高出年，其用笔的活泼纵肆和取法的高古浑穆，不仅为宋社代以来的隶书书法开创了新的出路，也成为乾隆、嘉庆以后碑派书有法在艺术上追求的主要境界。

流传至今的郑簠作品，多在康熙年间所书写，体现了他潜心汉碑以后的风格和成就。其早期机隶书的面目已无从辨别，但其晚年作品中保留的一些楷书笔意及爱用挑剔的习惯，则大概是早年其学宋珏而尚怪好奇的遗绪。而后 人评其学汉碑不到家，也是针对就这一点而言的。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后罢官回乡，专事著述。

朱彝尊博览群籍，学识宏富，同时学者潘耒称其邃于经，淹于史，贯穿于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书，无不披览,他不仅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和词人,同时也是一位著名学者。朱彝尊出仕之前已著盛名，与姜宸英、李因笃、严绳孙被时人称为“四布衣”，名传禁中，受到康熙帝的注意。

尽管朱彝尊搜访金石的初衷是为其考证经史提供材料,但浸淫日久，熏陶渐深,遂操觚染翰,濡毫游艺。其隶书来历清晰，面貌分明，得益所在显然是汉代的《曹全碑》。此碑自明万历年间于山陕西郃阳出土后，在明末清初备受书家青睐，被誉为汉碑中之至宝神品，清初习隶书者,多号称学《曹全碑》。然而由于当时隶书衰微已久，笔法沉沦,学隶者虽言必称汉，但实际上能得其形似者却很少。在这些人中,朱彝尊的隶书显得十分突出。

朱彝尊取法《曹全碑》，在用笔上取其流动飘逸、轻松舒展，结体上取其方扁端庄、从容典雅。更主要的是，其点画纯从汉碑中来，行笔扎实稳重，不像当时其他人那样隶、楷笔法相混杂，而作为隶书特征之一的波磔用笔， 也是出以自然之致，不作强努硬挑。

从这些特点来看，朱彝尊不仅对《曹全碑》下过很深的临摹功夫，而且以一个学者的成熟修养和敏锐的理解能力,对汉隶的整体审美意韵有着准确的体会和把握,故其所作平和秀雅，古意盎然。朱彝尊隶书创作所达到的水平，标志着清代书家对金石碑刻的借鉴和取法已进人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