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以前，我国的东北地区与关内之间一直横亘着蒲河与辽河两大河流，在这两大河流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东北南部特殊的地理分界区域，史称“辽泽”。

辽泽“二百里泽国”，历来为辽东、辽西地区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兵家屏障要地，无论是隋炀帝、唐太宗东征高丽，或者是清兵南下入关，这大片的泥泞之地均对行军路线造成了极大障碍。清代以后，辽东辽西之间才渐成坦途，不过要说起这其中的关键变化过程，还得由“唐太宗征高丽”说起。

如此“辽泽”，让隋炀帝和唐太宗都颇为头大

历史上，隋炀帝曾“三驾辽泽”，大军最后都在辽泽地区停滞不得而前。唐太宗在决定东征之前，曾全面总结了隋炀帝的失败教训，归纳出“兵员劳役、粮草后继、辽泽阻隔”三大主因。于是，唐太宗采取了募兵、海路运输等方式，有效解决了征兵和粮草运输的问题；而对于辽泽沼地这一致命性交通障碍，唐太宗则派出了非常关键的一位随军人物，他就是阎立德。

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共同完成的昭陵浮雕

美术界人士都知道，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均是唐代著名的画家，但许多人却不知道，这哥俩还是唐代著名的建筑、桥梁、土木以及器械大匠(其弟阎立本还当过高宗朝的宰相)。阎立德因建造唐高祖山陵有功被升作大匠(总工程师)，曾主持设计制造了唐代大量攻战器械；在唐朝的征东大军中，阎立德的名声虽远不如李世勣(即徐懋功)、薛仁贵、李道宗等将领，但若没有他的贡献，估计唐军的征东任务就得全盘泡汤。

“上将征高丽......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资治通鉴》卷197)，这就是阎立德在东征前解决粮草运输的初始功劳。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阎立德随李世勣大军行进至辽泽地区，那时候，唐军面临的就是隋炀帝“三驾辽泽”同样的难题；如果唐军过不了这一关，即便兵员、粮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唐朝的征东大军很可能还是徒劳而返。

泥淖二百里，幸得阎立德

历史证明，唐太宗派阎立德随军实在是再正确不过了，“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阎立德正是以“布土作桥”的因地制宜方式让大军顺利通过了泥沼地，这才有了其后一系列“唐太宗征高丽”的战争。

“布土作桥”是什么回事呢？唐史里没有直接描述，记得小时候历史老师曾说是“以衣服裹着泥土，摊到泥沼地上做成浮桥”，后来细究发现，这其实是典型的望文生义错误之一。

唐以后的后晋历史中，磁州刺史李谷曾说“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积薪布土其上，桥可立成”(《资治通鉴》卷285)，我认为这就是最早的“布土作桥”明文记录。按以上记录，阎立德应该是先以木材交叉铺于泥沼之上，再用薪枝纵横堆叠成块面状，最后以湿土填充枝条间的空隙，等泥土干后，简易浮桥就制成了，其原理和今日的“金属结构混凝土”类似。后晋与契丹的“恒州之战”中，磁州刺史李谷引用的很可能就是阎立德“布土作桥”之法。

随军大匠没啥地位，更多人还是通过阎立本获悉阎立德其人

另外，《旧唐书》里也记录：“道宗以树条苞壤为土，屯积以为山，其中间五道加木，被土于其上......渐以逼城”，李道宗攻取高丽安市时“筑攻城土山”的原理显然与李谷所说的浮桥制作之法类似，这方法应该就是阎立德提供的，因为该战役还大量应用了各类攻城器械，阎立德作为随军器械大匠，他肯定也直接参与了这场攻坚战争。

且不说“布土作桥”的真实情况是如何，阎立德帮助唐军顺利越过了辽泽已是真正破天荒的行军创举，《旧唐书·阎立德列传》以一句“太宗甚悦”记录了皇帝对他筑桥的嘉许，这在《唐书》的人物列传里已是很高的赞誉了。隋炀帝征高丽的三大失败主因中，阎立德就为其中两大主因的解决立下了“舍我其谁”的功勋，只是由于随军大匠地位不高，世人的眼睛往往只盯在了攻城拔地的将领身上，因而“阎立德”这名字与“唐太宗征高丽”经常扯不到一块来。

李世民败给了冷空气，而不是他自己

虽然，唐朝的这场征东战争最后终败绩于“更凶的冷空气”，不过那之后，“布土作桥”却作为珍贵的沼地铺桥之法被写进了史册。

再往后的宋辽时期里，契丹人与高丽人的战争也曾因“辽泽沮洳，道阻而罢征”，不知契丹人看过《唐书》的话又会是如何呢？正是由于辽泽的泥沼地阻隔，上千年以来， 关内外大军不但进军朝鲜半岛屡屡受阻，连出入中原也只得绕道辽阳、海城、再转广宁(北镇)经山海关而行，这大大增加了军队的行军距离。

今日“辽泽”上废弃的盛京叠道

后来，立志进军中原的努尔哈赤终于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修建一条连接关内外的直接通道(盛京至辽河)，变辽泽沼地为坦途，史称“叠道”。“叠道宽三丈，长一百二十里”，清朝不少帝王都留下过有关它的句子，如乾隆帝诗曰：“除道修桥经指挥，师行来往迅如飞。奚征贞观征辽阳，布土徒劳奏绩希。”，嘉庆帝也在诗记里说：“叠道之建，盖因盛京以西至广宁地势洼下，每当夏秋之交，时霖积潦，不便车马。我太祖定都沈阳即饬修治，成叠道百二十里......”。由于叠道亦为清帝东巡之路，因而又称之为“大御道”，辽泽沼地正是其中工程最艰巨的一段。

关于叠道的修建方式，除乾隆“奚征贞观征辽阳，布土徒劳奏绩希”之外，《清史稿》里也说：“辽泽兮，泥淖蹣跚。布土兮为桥，既成兮孔安”，可见，他们采用的正是阎立德昔日“布土作桥”的方式，当中一个“叠”字则形象地道出了沼地上“叠薪积土，布土为桥；剪草填道，步步为进”的艰巨施工过程。整条大御道历经六代清帝(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而成，好大喜功的乾隆以昔日唐太宗“布土徒劳”来炫耀自己就再自然不过了。实际上，努尔哈赤只修建了盛京城外的小部分道路，辽泽沼地上的关键工程是由皇太极完成的，而其中“布土作桥”的关键施工方式，据说是采纳了汉臣洪承畴的建议。

清太宗皇太极将叠道延伸到了山海关附近，成就了今日坦途

当然，皇太极崇尚汉学，他自己从汉人史书中找到了诀窍也不可为知，不过阎立德之功作为“叠道”修建的技术根源几乎是无可争议。此外，皇太极还修建了蒲河上的“永安桥”，将叠道延伸到了山海关附近，后世清帝又将此路修到了京师，这才最终使东北与关内地区紧密连到了一起，“辽泽”这一交通上的地理分界区域始被打破。

民国后，辽泽叠道两旁已渐成万倾良田，蒲河也逐渐改道不再流经该地，为患数千年的辽泽沼地已不复存在了；随着京奉铁路的通车，当年的盛京叠道也在民国之后逐渐失去了往日价值。

历史进展是一环扣着一环的，从昔日隋炀帝“三驾辽泽”不得而前开始，到皇太极修通了辽泽上的叠道、清兵入关，以至今日铁路公路铺就的关内外坦途，“唐太宗征高丽”在该期间的历史作用不言而喻，阎立德则是当中最关键的历史角色。

我们经常忽略了一些历史小人物的细节性贡献，殊不知，这样的历史细节往往就是“蝴蝶效应”里的蝴蝶。本栏目内容均为“坊间五千年”结合资料的版权原创，图片部分来源网络，观点均为个人见解，绝无任何映射行为，欢迎订阅转发及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