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治蜀,功过各几分?蜀汉建国43年为何只增加了4万人口?

如果要评判诸葛亮治蜀的功过得失,应从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形成之后作为起点。以下试作简要分析。

先谈治蜀之“功”,首先体现在恰当的用人政策上。

诸葛亮辅助刘备统治蜀国,主要是依靠从荆州带来的人,即杨戏《季汉辅臣赞》所说:“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士。”

同时,诸葛亮和刘备也充分吸取了刘焉、刘璋的教训。刘焉借故杀益州豪强王威、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刘璋偏信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以致失败。因此诸葛亮对于蜀中原有社会的上层分子,也加意联络。

刘备占益州之后,素有才学的广汉人秦宓称病不出,诸葛亮特征为从事祭酒。梓潼杜微称聋闭门不出,诸葛亮领益州牧时,“妙简旧德”,在秦宓之外又征杜微为主簿。这些都是显著的例子。恰当的用人政策统领维护了益州的稳定,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无可否认的。

然而,诸葛亮之对待蜀中大族,又跟孙权对待吴中大族不同,主要体现在严刑峻法、信赏必罚上。这是其治蜀之“功”的另一方面。

孙权完全依靠江东大地主阶级,所以对他们一切采取宽容放任政策,彼此矛盾较少。而蜀汉统治者内部“荆楚宿士”和土著地主阶级之间,矛盾则比较显著。

所以诸葛亮说:“蜀士人每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一方面因由于益州大姓势力不如江东大姓之强,另一方面也和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有关。

众所周知,诸葛亮奉汉家为正统,力图统一。这应归属于儒家的思想,跟老子的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迥乎不同。

在私人生活方面,诸葛亮却又提倡“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却是道家的主张。

而在统治国家上,他又是信奉法家学说的人。例如以申韩管子教导刘禅,主张恢复肉刑。他的办法是“信赏必罚”,这样更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统治阶级内部也知所警惕,人民受到相当的益处。和后汉时代的统治者自不可同日而语。

诸葛亮的留府长史张裔称赞他“赏不遗远,罚不附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后来陈寿也说:“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常璩说:“终乎封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劲戒明也。”例如李严被劾废,而毫无怨怼,廖立被免为民,闻亮死而垂泣,都是典型的事例。

吏治清明而用人能尽其力,比起刘焉之滥杀人以立威刑,刘璋之愚弱无威、 “政令多阙”,诸葛亮的统治自然能得到人民拥护。在这个意义上,诸葛亮的政治措施是应该肯定的。

再来看诸葛亮治蜀之“过”,归结起来就是未能“与民休息”,以至蜀汉“民贫国虚”。

每当人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受到打击,吸取了教训,或多或少地推行一些对人民让步的政策。曹操的屯田,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充实军粮来源,但是组织人民从事开荒,恢复生产,客观上也起到了与民休息的作用。

诸葛亮的统治,除去“信赏必罚”之外,却看不出与民休息的意图。不但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诸葛亮统治下的益州人民似乎负担更加重,生活更困苦些。益州边远地区虽然得到开发,蜀国的经济水平整体而言并未提高,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

试从人口来看,刘备章武元年(221),有户20万,男女口90万。到刘禅炎兴元年(263)灭于魏时,户28万,口94万。如果这个数目大致可信,40年中只增加了4万人,其中可能还包括被征服的落后部族。所以蜀国人口大致并未增加。

人口的增加固然不一定表示社会经济的上升,但人口的停滞却足以反映社会经济的停滞。

诸葛亮在襄阳时,曾对刘备说益州“民殷国富”,庞统也曾告诉刘备“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这是当时所公认的。刘焉统治时代,绵竹雒县等地每亩收稻三十斛甚至五十斛。但诸葛亮治蜀以后,蜀国经济情况末见更好,反而呈现后退现象。吴人张俨已指出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再看诸葛亮于公元227年所上的《出师表》,开头就说天下三分而“益州疲弊”。此语固然是借以警戒刘禅,但与魏吴比较,蜀国地域虽小,也不应称之为为“疲弊”。诸葛亮这样说,足见益州已经不是“国富民强”的局面。

诸葛亮在其颁布的一条教令中还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公然承认蜀国民贫。蜀锦是汉以来的名产,三国时代魏吴两国都靠蜀锦的贸易,可以想见一般生产是多么不振了。

综上所述,诸葛亮治蜀到底几分功几分过?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请各位读者自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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