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人，这些年来也不少了；但是如果不看《朵云封事》，人们可能不会知道，矗立在博物院行政大楼前的“博爱鼎”，竟然是毁坏了历史真迹搞出来的一件山寨货。

博爱鼎

侵略铁证竟摇身一变

此鼎名为“博爱”，其实是侵略铁证。

1937年12月，日军在攻下南京以后，把南京一座兵工厂里所遗留的铜料和其他金属一起运回到大阪的陆军兵工厂，由指挥南京作战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下令，铸成了一个“攻克南京战功纪念鼎”。

朝香宫鸠彦是日本皇族，也是南京大屠杀主要元凶之一。他请一名日本公主写了铸鼎缘由，刻在鼎上，在另一面刻了明治天皇的亡灵挽歌，然后在1938年12月南京沦陷一周年时，把此鼎“奉纳”到东京的靖国神社里。

抗战胜利后，中国派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向日本索还战争期间自中国掠夺的文物，然而占领日本的“盟军”制定了极为严苛的归还标准，因此很多甲级文物或标本都没有能够回到中国。倒是这个大鼎，既无艺术价值，又非中国文物，但是驻日代表团认为它有历史价值，于是“盟军”便同意了，将其运到高雄。

此鼎到台后，根本没有编列进各种文物清册里，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呆在台中糖厂仓库和“物资局”仓库。

后来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修建新馆时，在进门步道尽头的平台处，需要陈设一件较为厚重的器物，当时的器物处便想到了仓库中还有这件“重”器，因此决定将此鼎“物尽其用”。

经手人又觉得鼎上的内容有所不宜，于是将日本公主写的铸鼎缘由拿掉了，换上一块铜牌，上面刻了“博爱”二字；又把后面明治天皇写的“挽歌”也烧焊掉，变成了“黄埔训词”；最后是把鼎身上的樱花拿掉，换成了梅花。于是，一个抗战铁证，摇身一变成了“博爱大鼎”。

此鼎在改造完成以后，先是堂而皇之立在进门步道尽头二十多年，后来挪了个地方，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行政大楼前至今。如果不是《朵云封事》道出这段秘辛，谁会想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竟有如此荒唐事？

《朵云封事》不为亲者隐

《朵云封事》的作者李在中先生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著名画论家李霖灿之子，如今人在加拿大，也已年近七旬了。

1950年，李在中还是1岁小童时，与李霖灿交谊深厚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来到台中李家，在纪念册上为李在中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小诗：“不易之谓‘庸’，不偏之谓‘中’，道在‘中庸’，在中，在中，读书在中台幼稚之园，长养在中央博物之院，籍在中州、中原，生在中华、中土。”

李在中先生结合亲历亲闻，不断收集“中央博物院”的一手档案与图片、整理父亲李霖灿先生的日记和书信、向父辈们请教、走访两岸，用15年的时间写出30篇文章，以期尽力还原出自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到1965年被合并，期间所经历的种种故事，汇集成了《朵云封事》这本书。

“朵云封事”，是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制作的一套纪念品，有10张纹样不同的信笺和10枚信封，十分精美雅致，装在一个匣子里。李在中十分珍爱这一纪念品，遇到师友故人，就会请他们在信笺上签名题字。

再往上说，“朵云”来自唐朝大臣韦陟，韦陟在信函最后的署名写得像几朵云彩，后来“朵云”就演绎成为信纸的雅称，后世有“朵云轩”，其意也来源于此；所谓“封事”，本意是密封的奏折，后世引申为信封的意思。所以，“朵云封事”也就可以理解为装在信封里的信件，而且一定是颇为珍贵的那一种。

李在中珍视父辈的足迹，从史海中钩沉出前辈学人的一片丹心。他在书中记下这样一件事：长期主持“中央博物院”工作的考古学专家李济先生给博物院同人讲过，我们的兵与敌兵对抗，农与敌国的农抗，工与工抗，商与商抗，我们博物院要与日本的东京或京都那些博物馆抗，我们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敌得过敌人吗？

李霖灿在书中感叹，抗战时连一张白报纸都很珍贵，博物馆还用土纸印了三种学术专刊；赴台后十几年，第四种专刊却迟迟出不来。李在中则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急功近利，挪移了发展方向，让台北故宫走向了哗宠虚荣的假象……刻意降低中华文化的分量，自我矮化……馆外日日车水马龙，馆内卖场人声鼎沸，知名度及口碑仅限于翠玉白菜、肉形石等……”

《朵云封事》

【加】李在中 著

北京出版社

【读书旁通】王世襄追忆赴日追索文物之难

抗战胜利后向日本追索被劫文物，到底有多困难？

著名学者王世襄先生的《锦灰堆》里有一篇文章 ，讲述了很多细节。

当时王世襄在中国驻日代表团第四组工作，职责就是追索被日军抢走的文物。按照“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规定，损失了的文物要求能列举其名称、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对劫夺的情况要求能开列：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如被日军劫夺，要求能说出番号等。这样才算材料完整，才能督促日本政府去追查文物下落。

至于材料完整是否就能查到追还，可能性也很小。如查不到，有材料也是枉然。

按照这个标准，国内寄来的材料，可以说没有一份完整的。因为中国的文物损失多在侵略战争中遭到轰炸或洗劫，国破家亡之际，又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要求写出日军番号，更是不可能的事，一来番号是保密的，二来鬼子烧杀抢掠，受害者还敢问其番号？

王世襄当时对盟军条款如此苛刻，十分气愤，认为“它只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而且已经到了偏袒庇护的程度，实际上它为追查偿还中国文物损失设下了一道障碍”。

后来王世襄得知，美军自己也有个机构在调查日本文物，于是找上门去。对方负责人不在，他就与其职员攀谈：我们是盟军战友，又都是搞文物的，希望了解一下你们搜集到的情况。这位职员很大方地让王看了美军编的日本文物目录卡片，有十几抽屉，王没看完就到下班时间了，约定次日再来。

不料第二天一早，这位职员就找到王世襄，说自己挨了上级批评，不该擅自接待中国人；今后如要去，必须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向美国驻日代表团提出，约好了才能去。王世襄通过这途径申请了几次，每次都被美方找理由拒绝。

（作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