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居古时万山蚕丛，为边鄙之地。夏商西周时期属瓯越，相关历史鲜有被书诸于书册者。盖《逸周书》所载：“伊尹朝，献《商书》，请正符娄、仇洲、伊虑、沤（瓯）深、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所谓“剪发文身”者，实为仙居原始住民。春秋时期，越国勾践之地南至句无（诸暨之句无亭），仙居则为瓯地。当是时，吴越争霸，战火不断，仙居境内遭战火侵扰相传即开始于这一时期。县之西乡有白马金坑、叶岩头、黄寮等地名，传说即与越王勾践兵败后逃亡仙居有关。不过，近年也有学者考证，越王勾践兵败逃亡之说或系楚国剪灭越国之战。据《史记·越世家》载：“楚威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按照《史记正义》的解释，江南海是指台州、温州诸府地。那么，自然也包括仙居在内。上世纪八零年代，湫山乡上田村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或可作为明证。

汉时期，仙居曾分别为东越地和东瓯地。汉武帝时期，包括仙居在内的东瓯一带曾发生大规模的部族战争。为此，武帝建元三年，东瓯之民开始大规模迁徙至江淮之间；至元封元年时，东越之民亦迁徙至江淮。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由于资料的缺乏，仙居一带的战乱、兴废情况不详。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北方的中央政权对其政治、文化的征服一直不断。诸如东汉光武帝时期，作为仙居所属的章安县的设置，汉献帝时期，始平县地的设置，以及东晋时期仙居立县时的县名始称乐安，无不带有强烈的武力征服的色彩。与之相关的是，仙居境内原本居住的瓯越族人数日渐减少或改姓，北方中原地区的移民开始增多。迨至两晋南北朝时期，仙居境内居住的外来族姓目前可知的已有张、蒋、李、任、杭、谢、潘等族。隋代至唐代前期，仙居境内的平原地区人口开始进一步集聚，形成了集市。期间，境内发生了有文字记录的第一叛乱事件。据《隋书》记载，隋开元十年（590），婺州汪文进称天子，据守东阳，封蔡道人为司空，守乐安。后由大将杨素负责平叛，其取道天台，剪灭了汪文进，又取道括苍（仙居）平定了永嘉的叛乱。自此后，仙居在浙东南区域内的军事控防作用得以初步显现。

唐肃宗上元二年（675），仙居开始筑造城围，有东、西、南三门，东至文明楼，西至义公里井头，南至过街楼，周回1.5公里左右，用泥土筑成。这一时期城防的设置，除却政治象征之外，主要还有地方的军事控防作用，由县尉掌控县内的军事力量。五代十国至北宋时，随着北方的战乱频发，人口大量南迁，南方州县的地方军事控防力量开始进一步加强，县一级由县尉、巡检掌管军事，并设置有兵营、兵寨和操练军士的校场。仙居同一时期因外来人口增长，在军事方面的建置也是如此。据《嘉定赤城志》记载，两宋交际时，仙居的外籍来附之户达到九千七百一十七户，人数达一万三千四百三十九人；至嘉定年间，外籍来附之户达到一万八千零五十户，人数达到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人。为此，当时仙居县便设有县尉一名，领弓兵五十人，在县西还设置有镇守上营，有寨兵八十人，营兵七十五人，并于康定元年（1040）在白塔添置了白塔兵寨，领兵士八十八人。特别是白塔兵寨，其为包括管界、吴都、松门、坎门在内的当时台州六寨之一，亦可看作是台州最西部的军事据点，而从后来的情况看其设置是颇有先见之明的。

北宋宣和年间前夕，社会政治日趋腐败。民间水旱连年，官方横征暴敛，百姓痛苦不堪，而尤其以花纲之役为甚。正如时人方勺的《青溪寇轨》所载：“初，元佑间，宣仁太后临朝，天下大政事，皆太后与二三大臣议可而行。时虽天下称治，哲宗内弗平也。一旦太后崩，方欲悉反其政，以儢宿愤，而小人揣知上意，遂引吕、武为喻，上益惑焉。明年，改元绍圣，而熙、丰群邪汇进矣。是后天下监司牧守，无非时宰私人，所在贪墨，民不聊生。迨徽庙继统，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丰亨豫大之说，以咨蛊惑。童贯遂开造作局于苏、杭，以制御器。又引吴人朱勔进花石媚上，上心既侈，岁加增焉。舳舮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舟，揭所贡暴其上。篙师柁工，倚势贪横，凌轹州县，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勿能运，则取道于海，每遇风涛，则人船皆没，枉死无算。江南数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徧。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惨刻，无间寒暑。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帕覆之，指为御物，又不即取，因使护视，微不谨，则重谴随之，及启行，必发屋撤墙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在此情形下，民心思变曾是当时普遍的情形。

北宋宣和二年（1120），安徽歙县人方腊首先在睦州青溪（淳安）点燃了反叛的战火，一时间连续攻克六州，两浙为之震动。是年，仙居大旱，饥民遍野。翌年春，饥荒更趋严重，而官府却仍旧四出催粮逼税，最终引发了白塔卢高田村吕师囊反抗事件。宣和三年（1121）四月，吕师囊与白塔周遭村民一千余人押粮至县城，途经官路石井渡口，遂以吕师囊“水影已冠紫金，服龙袍，乃真天子”蛊惑同行，揭竿而起，杀死了押粮官，向县城进发，攻陷了县城，杀死了县尉徐默成，焚毁了县治。与此同时，卢高田村不远的白塔兵寨亦遭受攻击，巡检邹进战死。随后，吕师囊的军队还曾一度攻下了天台、黄岩的县城，并数度袭击台州府城，转战温州等地。但吕的军事行动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宋军在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后便成功将其抓获、处决。我们其实对吕师囊及其部众的所知甚少。虽然后来一系列的史料表明，其起义和摩尼教有关，但正如方勺在《青溪寇轨》中所说的，也溪官方姑息养奸的结果。当然，吕在起义失败后，宋朝官方的报复是残酷的。相关的史料显示，台州知府李景渊为此还曾派统制屯兵仙居，专门追杀吕的族人和其他摩尼教徒。

吕师囊起义事件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促进了官方对仙居军事布局的调整。自然而然，作为叛乱的始发地，白塔首遭其冲。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吕师囊起义失败四年后的宋靖康元年（1126），官方在遭到起义军袭击的黄岩、仙居等地的关键区域添置了巡检，其中白塔添置巡检一员，建立了兵寨，领土兵八十人，位置大约位于现今的白塔小学内，其后所谓的白塔巡检司即由此而来。事实上，宋代有关白塔的军兵设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白塔的区域地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从宋朝官方对白塔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看到白塔在当时可以说是仙居除却县城外的第二大政治经济中心。如同民间传说所说的，白塔最早的前张、后张、蒋店、三井头和枫树岭五个小村，作为市集的所在，或许更容易接纳外来的姓族，也更易于思想文化的传播。吕师囊与其兄弟们之所以在背负命案的背景下，能够自安徽歙县避难落脚于卢高田村，并在周遭区域传播摩尼教，可能正是这个缘故。

南宋时期，随着政权的南移，仙居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文教事业的兴盛，也促进了民间对官方的认同，县域之内可能发生叛乱的系数减少。其实，历史上由仙居当地百姓引发的叛乱事件本来就不多。正如《康熙仙居县志》所评论的：仙民野朴，不自为乱。吕师囊事件，就其人来说也非仙居本地人。为此，大约在南宋嘉定十五年时，白塔的兵寨连同巡检司移置到了苍岭的戴村（元代时，苍岭巡检司又自戴村移置到上畈，设镇守官一员，弹压官一员，有寨兵八十人，营兵七十五人。）自北宋开始至南宋，存续了一百八十余年的白塔兵寨由此成为了历史。而在其后的近四百年里，白塔在仙居境内亦未再被作为军事控防的重点。诸如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虽有金华等地的匪寇入侵仙居，白塔寨亦未复置；到了明初时，白塔平原地带的控防重点也并不在白塔，而是设置在了白塔东面十余里地的田市。

明代至清初的三百多年里，白塔一带的军事控防基本由民间自发完成。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包括明代中后期的倭寇之乱在内，白塔一带其实是尚无任何的控防措施的。如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时，仙居东、西两乡都遭到了倭寇的蹂躏。那年，从温州永嘉金溪登陆的倭寇，抢掠了安仁、板桥、厚仁等村，但我们没有看到白塔一带有任何抵抗的记录。在其后，情况或许有所稍稍的改变。如民间相传，白塔东面的下崔曾建有围墙，并在清初的战乱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较为著名的“鹿萍老太造的城墙”。根据传说，这座城墙建造的主要目的是防范白头军。白头军是明末清初由东阳徐守平率领一支军事力量，曾盘踞仙居数年，并数度由西乡鼓噪向东，攻打仙居县城。不过，鹿萍老太造的城墙是否发挥了作用，我们也不得而知。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白塔境内还有过一段驻军的历史。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清顺治十三年（1656）时，临海王廷栋自朱溪一带侵入仙居，后应厚仁吴氏两兄弟邀请，结寨白塔景星岩一年之久。为了剿灭王廷栋，清军曾会八府之兵，驻扎在景星岩下进行围剿。最后，王廷栋自悬崖上缒下逃至海上。为此，清军还曾一度在景星岩设兵戌守，但不久就裁撤了。

清代中期至民初，白塔一带的地方武装开始兴起。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清初战乱的影响，民风尚武是普遍现象。据清代李芳春《笔记》记载，圳口村的王起进、茶溪的蒋景朋都是远近闻名的拳师。又有拳师“烂脚荷”，本来是一名响马，逃命到仙居下寮做了和尚，因为脚疮溃烂，乡人都叫他“烂脚荷”。厚仁吴哉苏曾聘请烂脚荷到家里做老师头叫小孩打拳。在吴哉苏家，烂脚荷一般茶不吃，而经常吃桂圆茶，但只吃茶汤，不吃桂圆；传授拳艺时，都是关门不让别人看到。有人嫉妒他，有两恶少趁他看戏时站在水沟旁边，从后面挤他，被他反手擒住肚子，痛地哎哎乞饶后才放手，但自此拳头伸不出来，直到给药吃后，吐出黑血才痊愈。宗族子弟习武直接目的可能是出于保护自身宗族、村落的安全。的确，相关的记录表明，在这一时期村落与村落、宗族与宗族的械斗中，习武的家族曾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武装的形成。特别是在清代咸同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白塔周遭村落自发组织的民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白塔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建置。民国二十四年（1935），白塔乡建立，乡公所位于白塔小学吕氏祠堂内，吴洪文任第一任乡长。民国三十一年（1942），下崔乡归并至白塔乡，白塔乡下辖的村落开始增多，保甲数增加至了九保。民国三十三（1944）年后，由于当地宗族之间势力的消长，下崔崔氏开始占据优势，崔镇畎任乡长，吴文江任副乡长，白塔乡乡公所也由白塔小学迁徙至下崔祠堂内。民国三十五年（1945），白塔乡归并了原茶溪乡一半的村落；民国三十六年（1946），白塔乡的管辖区域进一步增大，由原先的九保增加至十二保；民国三十七年（1948）至解放时，白塔乡公所迁徙至白塔下街祠堂，仍由吴文江任乡长。这一时期，白塔当地虽然建有自身的自卫队，但县一级的军事布局主要集中在城区、皤滩、横溪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