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党史纵览，作者：吴志菲。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革命战争年代，她曾跃马扬枪，名震湘鄂赣。她那“双枪春姐”的雅号，当年的红军战士直到晚年还记得。

解放后，她归隐乡里，独自将烈士遗孤抚养成人。村民没有想到，这位看似平凡的农村老太太竟是与组织失联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共早期党员、鄂东南特委常委、鄂东南妇女会主任贾春英。作者历经长时间的走访、求证，终于将有关贾春英的一段被“雪藏”的红色传奇复活。正如贾春英的后人所言：“那些细节比好些战争电影、电视剧中塑造的人物故事还要精彩。”

苦命童养媳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举起右手

潘平和奶奶贾春英一起生活了15年，直到奶奶去世。从小就听奶奶讲革命故事的他，脑海中一直留着奶奶英勇善战、出生入死闹革命的记忆。2012年5月的一天，潘平查阅相关史料时发现，在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赫然记载着奶奶贾春英的真实身份——湘鄂赣省妇女会所属鄂东南妇女会主任。

随后，潘平又查找了《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咸宁地区组织史资料》《中国共产党鄂南历史》等党史资料，奶奶贾春英的革命历程被一一呈现在他眼前。

其实，早在1985年，湖北省阳新县在开展阳新县组织史资料调查时，就从原湘鄂赣红十六师政委方步舟的回忆中得知贾春英的任职情况，确定她为中共鄂东特委妇委会书记以及鄂东南特委妇委会主任。

阳新县筠山脚下的陶港镇贾村，是贾春英的故乡。1912年，贾春英在这里出生，她的父亲贾万里、母亲张氏均系贫苦农民。

贾春英有着一个苦难的童年。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当年出生仅8个月的贾春英就被阳新县潘桥石云村的一位姑妈倪氏抱作童养媳。

1925年春的一天，年仅13岁的贾春英同往常一样上山砍柴打猪草。临近傍晚，瘦弱的贾春英肩膀上背着一筐沉重的柴草，手提一篮鲜嫩的猪草顺着山路回家。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顷刻间，倾盆大雨将山路浇得湿滑，年少的贾春英被这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惊呆了。为了做好大人吩咐的事情，她只得艰难地冒雨前行。突然，她脚下一滑，沉重的柴草压着她瘦弱的身体一起滚下山坡……

正在这时，远处走来一位书生模样、打着油纸雨伞的年轻人，他看见了滚落下来的贾春英，急忙快步走到跟前，仔细打量后发现，滚下山坡的正是自己的嫡亲表妹。原来，年轻人名叫罗冠国，1903年出生在阳新县福寿区罗家大港坪村一个农民家里，与贾春英婆婆家是姨表亲。

罗冠国是阳新最早接受革命理论并传播革命种子的革命者之一，曾长期化名罗连。此次来石云村，他正是为了发动群众投身革命。路遇表妹惨境，罗冠国十分义愤。他立即背起表妹直奔倪氏家中。将贾春英救醒安顿好后，罗冠国斥责倪氏为什么这么晚还要年幼的贾春英上山砍柴打猪草，倪氏自知理亏极力辩解。而贾春英此时反而出来劝说表兄，说傍晚外出劳动是自愿的，并非姑妈所逼，还说：“自己又不是富人家的娇小姐，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吃苦的命。”

“命？”罗冠国听后心里一震，他想了想，然后故作严厉地问：“你的命为什么这样？”贾春英望着表兄，慢慢地说：“我命……苦呗。”

罗冠国认真地告诉她：“不是你的命苦，而是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苦，还有你不懂得跟命运作斗争。”贾春英讷讷地说：“什么？跟命还能斗……我不懂。”

罗冠国再次认真地告诉她：“不懂了吧！好，我每天和一些朋友们在后山祠堂里谈心说事。你也来听听吧。”

在石云后山祠堂里，每天都聚集着一帮穷苦人，罗冠国常以识字谈心的名义，给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在表兄的鼓励下，贾春英也经常利用砍柴、打猪草的机会来到后山祠堂旁听。春去冬来，她逐渐懂得了为什么劳累一年反而肉补衣裳天补房；懂得了许多老人沿门乞讨长流浪，是祸国殃民的社会造成的结果。当明白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后，贾春英心中的那盏灯被点亮了，她毅然决然地扯掉裹脚布，拿起了刀枪。

1927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罗冠国将数位年轻人召集在一面印有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帜下，向大家讲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和纪律后，他又问大家：“加入党组织不怕死吗？”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不怕！”这一天，贾春英和其他年轻人一起举起了拳头庄严宣誓。简明扼要的仪式后，15岁的贾春英似乎一夜之间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无穷的力量，从此，她把个人的命运与这个国家、民族、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

贾春英

征战湘鄂赣的“双枪芙蓉”名震苏区

土地革命进入如火如荼的时期，贾春英经常单独外出执行任务。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聪慧好学，具有独特的语言天赋。自从走出阳新到其他县工作后，她练就快速熟悉当地方言的本领。每到一地，她都主动与村里的老大娘、小媳妇、小姑娘进行交流，不懂之处便认真请教，有时候一句方言学说有误，不仅会引发众人捧腹大笑，而且也拉近了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这为她以后进入江西、湖南山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18岁的贾春英任中共鄂东特委妇女会主任，后又当选为鄂东特委妇委书记。这年初，贾春英随阳新县委在湖北阳新与江西瑞昌交界处的田家庄召开群众大会。当罗冠国上台讲话时，当地伪保长指派一批打手跑至台前进行破坏，扬言要“红军土匪滚下台”。贾春英见状，飞身从高台跃下，闪电似的抓住破坏者右手使劲一按，破坏者随即痛得倒地叫喊，并被押上台前跪下，全场群众不禁为之欢呼。不久，贾春英在当地建立起农会、妇救会，用大刀长矛组建农民自卫队，并集结自卫队收缴了当地保丁的枪支，武装了赤卫队。此举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群众都称赞贾春英是“美丽的女侠”。

很快，贾春英就学会了骑马，还学会了双手持枪射击。“有一次，奶奶骑马执行任务，对面是敌人手持机关枪把守的封锁线，临近跟前，她一个跟头翻到马肚下闯了过去。”潘平说，在奶奶的革命生涯中，生与死的界限常常就在一线之间。

1931年3月，时任苏区中央局巡视员的滕代远到达湘鄂赣边区，在修水上杉主持召开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鄂东特委、赣北特委负责人会议。会议根据苏区中央局关于调整全国苏维埃区域及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决定将鄂东特委、鄂南特委、赣北特委所辖区域划归湘鄂赣苏区，并成立中共湘鄂赣特区委员会。7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成立，湘鄂赣特区委随之撤销。8月，在湘鄂赣省委领导下，鄂东南特委在阳新龙港正式成立，管辖阳新、大冶、通山、鄂城、咸宁、蒲圻、崇阳、武宁、瑞昌等10多个县。吴致民为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贾春英等为鄂东南特委常委。

同年8月14日，鄂东南特委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对加强党的领导、扩大红军、巩固和扩大苏区等问题做出了切合实际的决定。贾春英以鄂东南特委常委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鄂东南妇女会主任，负责10多个县的妇女工作。

寻访期间，笔者来到湖北省阳新县的龙港。这里地处鄂赣边界，南依幕阜山脉，北濒富河上游，是鄂东南边陲的历史名镇，遍布革命先辈的踪迹。1925年，阳新县第一个中共支部在龙港成立，并相继领导了茶寮、朝阳、黄桥3乡农民大暴动。1930年，彭德怀、何长工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进驻龙港，开辟了以龙港为中心的鄂东南革命根据地，随后成立了中共鄂东南特委、鄂东南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军校、报社、银行、医院、兵工厂、纺织厂、军校等“四十八大机关”。从此，龙港成为鄂东南苏区各县市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被誉为“小莫斯科”。

在我们前往龙港途中，潘平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到大，奶奶讲得最多的便是她跟随彭德怀作战的经历。

贾春英的儿子潘兴嵩也介绍说，母亲曾告诉他，1931年她在敌人的一次“围剿”中脱险。10月的一天，彭德怀将她叫到司令部，了解敌情。“第二年6月，在敌人疯狂‘围剿’时，彭总再次将我母亲叫回司令部，布置侦察任务。”潘兴嵩说，此前，红军先后向江西修水县派出3批侦察员全部牺牲。为攻克修水，彭德怀命令贾春英赴当地建立秘密联络点，侦察敌人军事布置。

“当时彭总还故意激将，说：‘你个女娃子，你敢不敢去？’”潘兴嵩说，后来，贾春英出色地完成任务，帮助红军攻克修水，因而获得彭德怀的夸奖。

此后，贾春英作为特委妇女干部身先士卒，与各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一道深入到控制的各个乡村，用自己掌握的革命道理和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去教育感动贫苦农民。为了让群众尽快知晓参加红军就是保卫自己的道理，她与妇女们一道传唱《送郎当红军》《当红军无上光荣》《当兵就要当红军》等革命歌曲。面对轰轰烈烈的拥红高潮，贾春英常常对姐妹们说，不要以为自己是个女儿身，我们也同样可以到红军队伍中去建功立业。在她的积极努力下，一批批青年男女走进红军队伍，成为苏区的有生力量。

在江西武宁县境内，有一次贾春英带着瑞昌一个名叫汪敏的妇救会长，发动并建立了3个区的农会及妇救会，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她的任务。但在返回的路上，她们却与武宁县国民党保安团的一个连相遇。

贾春英让汪敏原地隐蔽，自己一手拿着一支短枪，利用地形以林木作掩护，绕到敌人前头一连开了数十枪，打倒4个敌人后，又飞速从原路退回。接着，贾春英乔装打扮，用黄泥抹脸，让汪敏装病，然后背起汪敏直闯关卡。

保安团检查时，贾春英沉静地回答：“老总，我姐姐病得快要死了，我们是到前面看医生的，一刻都耽误不得。”保安团一看，背上的人果然是抖得厉害，于是便放行了。就这样，贾春英与汪敏成功脱险。据说，因为这次机智脱险，贾春英得到鄂东南特委书记吴致民的奖励，奖品是一支德国造手枪。

1932年1月，湘鄂赣苏区在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之后迎来鼎盛时期。鉴于贾春英出色的工作成绩，为革命不畏个人安危及机智勇敢的作风，经彭德怀提议，湘鄂赣省委决定调她为省委妇女部长。两个月后，贾春英任湘鄂赣省委特派员、苏维埃政府巡视员兼妇女主任，负责30多个县的妇女工作，经常在江西的修水、万载和湖南的浏阳、平江等根据地从事革命工作，敌人对她恨之入骨，污称她为“土匪婆子”。

经过长期的艰苦磨炼，贾春英不仅在妇女运动方面成绩斐然，而且还以能征善战而闻名，在湘鄂赣地区，她跃马扬枪，威震一方，与红军传奇女将胡筠并称湘鄂赣“双芙蓉”。胡筠是湖南平江人，北伐时随军到了湖北汀泗桥，并且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后进入黄埔军校女生队。虽然自幼时缠脚，但以“神枪手”之名勇冠“黄埔四女杰”之首。她当选过平江县第一届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五军纵队党代表兼湘鄂赣边特委常委。两位“女侠”相识后，更是相见恨晚，马上结成了最知心姐妹、战友。当年，贾春英曾和胡筠一起，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等县普遍建立县、区、乡各级妇女组织，动员广大妇女积极投身苏区建设、支援红军，为红军医院、被服厂、苏区银行等单位培养输送了大批妇女干部。

有一天，胡筠突发奇想，想以贾春英带领的工作队为基础组织一支女游击队。她将这个计划跟贾春英商讨，立即得到贾春英的全力支持。于是，两人将湘鄂赣“围剿”时流落分散的不同级别的女干部和四处流散的共产党人家属、女战士招募集结在一起，并发动湖南广大妇女自愿加入游击队。经过努力，一支近千人的女游击队很快建了起来，省委任命贾春英为支队长、胡筠为政委。

有一次，国民党军队在平江黄金洞“围剿”扑空后，路过在离加义镇月光岩10余里地的沙坝，一路烧杀抢夺，群众苦不堪言。胡筠、贾春英得知后，决心消灭这股敌人，出口恶气。于是她们调动女子游击队，埋伏在村边及房顶上。当敌人刚进入村子时，突然一阵暴雨般的枪声响起，一阵激战后，女游击队将敌人全部歼灭，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物资。胡筠、贾春英带着游击队回到加义镇的时候，上万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并唱起民谣迎接她们。

在湖南省平江县至今流传着一首民谣：“上打咚咚鼓，下打彭咚咚。两边齐打起，迎接‘双芙蓉’。”这首民谣，反映了胡筠、贾春英为首的队伍，打了胜仗回到苏区根据地时，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的庆贺场面。当年，胡筠、贾春英在苏区根据地被誉为“盛开的双芙蓉”。

1933年10月，胡筠在万载县小源参加湘鄂赣省第三次工农代表大会期间，被诬为“AB团”分子，突遭逮捕。1934年1月，湘鄂赣省委驻地小源被敌占领，胡筠在转移途中被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以“反革命”的罪名秘密杀害，时年36岁。听闻这噩耗后，贾春英十分悲恸，曾感慨地说：“胡筠了不起，很会打游击，是个难得的女将！”

1934年六七月间，湘鄂赣省委机关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十六师1000余人在奉新县龙门山区，因陷国民党军重围而遭受惨痛损失（史称“六七月事件”），从而使湘鄂赣苏区比中央苏区早3个月进入游击战争时期。中共湘鄂赣省委派袁仲贤、李秋明来到长沙铜官中共湘江特委指导工作，打通与湘鄂西苏区联系和搜集情报、护送给养等工作均由贾春英领导的工作队来完成。由于湘鄂赣省委与中央联系的电台被打坏，无法得到中央最新指示，只能将湘鄂赣情况通过书信方式，经湘鄂西根据地向中央传递。1935年6月3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给任弼时转中共中央的信就是通过这条路线送出，几经辗转于9月4日电告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

艰苦的环境时刻考验着贾春英和每一位红军指战员，在居无定所、食无保障的形势下，贾春英和队员们顽强地用生命和鲜血来完成任务。一次，工作队从湘阴秘密党组织那里接送一批粮食和腊肉返回黄金洞，来回近200公里，队员们吃的都是红薯杂粮。最后，队员们所带的干粮吃完了，就是用野菜充饥也不曾动用护送的物资。返回驻地后，省委领导称赞他们是一支有纪律、能吃苦、能战斗的工作队。

离休老红军刘剑平晚年在湖南平江见到贾春英后人后，激动不已。在证明材料中，老人对往事历历在目：“大约是1936年初，我给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当勤务兵，主任夫人名胡平然——她当协理员管妇女工作，傅秋涛任一支队副司令兼一团团长，江渭清是副团长，当时钟夫人经常和一些女同志共事，其中有一个很有名气的湖北姑娘叫‘春姐’，人很漂亮，个子高大，会带兵打仗，她就是革命前辈贾春英。”刘剑平说，他们的班长经常用“春姐”的事迹鼓舞刚加入红军的他们。

目前，平江县筹拍30集电视剧《巾帼芙蓉》，展现以贾春英、胡筠英雄为代表的革命前辈的风采，还原湘鄂赣苏区人民火热的革命斗争史。

一封迟到的家书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贾春英的爱情之花也悄然绽放。作为闻名湘鄂赣的女英雄，贾春英成为许多红军将士追求的对象，更有领导帮着牵线搭桥，但她似乎把组建家庭看作是工作的牵累，一直都没有答应。

最终，一位来自家乡并与她年纪相仿的青年走进了贾春英的视线。他叫潘涛，1912年7月出生于阳新县陶港潘彦村，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转战湘鄂赣。两人同龄，又是阳新陶港老乡，一见如故。在后来的数次战斗中，平时少言寡语的潘涛英勇杀敌，给贾春英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每每执行任务他们总是形影不离。“那时，他俩更多时候只是生死相依的战友，从未谈及儿女私情和嫁娶。”潘兴嵩说，母亲后来这样向他讲述。

1934年10月湘鄂赣苏区转入了艰苦的游击战争。在敌人进攻的严重情况下，湘鄂赣省委提出这样的口号：把工作放到外线去，反对困守山岭的保守主义。1936年10月初，在护送一批物资返回平江黄金洞时，由于叛徒告密，贾春英一行人遭遇国民党军队伏击。贾春英见情况紧急，立即烧毁随身携带的文件。正在这时，她意想不到的情景发生了。一同与贾春英执行任务的“三区联政府苏维埃主席”彭一湖突然用枪指向她，厉声要她命令部队不准抵抗，好好交出身上文件及护送的银元。

湖南省平江县三市镇黄金村老人余柘生是这次战斗的亲历者之一。据余柘生晚年讲述：当年，他跟师傅王三平学厨艺，曾在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当炊事员。他当时听别人叫得最响的一个名字就是湘鄂支队的贾春英。当年，贾春英带领游击队返回总部时，炊事员余柘生随行。据他回忆，为防止贾春英反抗，彭一湖随手向贾春英脚踝开了一枪，贾春英怒不可遏，顺势倒地回应一枪，击中彭一湖左手。这时，彭一湖右手的枪指向贾春英，在贾春英挣扎时，叛徒手中的枪响了。贾春英闪躲时，子弹横擦头皮而过，头顶鲜血直冒，晕倒在地，这时敌人已跑到跟前，大叫“留活的”。最终，“双枪春姐”受伤被捕。

贾春英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黄金洞，组织上立即指示动用一切关系进行营救。在狱中，无论敌人假惺惺的殷勤伺候，还是血淋淋的酷刑折磨，都没有使贾春英屈服。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推进，湘鄂赣地区的国共谈判也在进行。经过一系列谈判，1937年8月29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一、湘鄂赣红军游击队以平江嘉义为中心集结；二、湘鄂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第一游击支队；三、军需供给由武汉行营按月发给。并就释放一切关押的政治犯达成协议。

1937年底的一天，贾春英等终于获释。走出监狱大门时，奉组织指示前来迎接贾春英的正是潘涛。在潘涛的护送下，贾春英来到平江嘉义镇省委驻地，重新回到了组织的怀抱，留在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工作。也就在这时，历经磨砺之后，贾春英最终接受了潘涛的爱。

1938年，贾春英与潘涛结婚。1939年冬，组织上决定派身怀有孕的贾春英回阳新工作，为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当时阳新已被日军占领，地方势力各霸一方。贾春英由于早年就离开家乡，当地对她在外情况无从知晓，这反而为她回乡隐蔽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环境的限制，贾春英一改冲锋陷阵的作风，一边为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一边期待孩子的降生。

期间，潘涛率部急赴咸宁抗日，曾经在家乡阳新筠山短暂驻扎。与亲人近在咫尺，他却没有选择回家。部队开拔时，他书信一封，与妻作别。没想到，这一去竟成永别。在信中，他写道：

吾妻春英：

此次率队途经家乡，驻扎筠山，与亲人近在咫尺之遥，本想到家探望汝和未满月儿子，然刚接上级电令队伍连夜转移急赴抗日前线。倭寇践踏我国河山，苏区许多革命同志为国捐躯，其中不少是汝熟悉之同志，吾与队友化悲痛为力量！急赴前线杀敌，倭寇不除，国无宁日，谈何家全？你现身在后方搜集情报，因妻曾是我党领军人物，无容嘱咐，吾安然与心。抗战胜利之日，就是我返家之时，特命警卫员捎来一信并携带物品以兹慰藉留存是幸。

潘涛 夜临别匆匆于筠山

1940年初，日伪军向鄂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攻势，对新四军游击队进行疯狂进攻。这时，潘涛随通山中心县委活动，率领游击队以大幕山为依托，以金水河流域为战场，不断袭击日军。

这年农历正月十六，贾春英与潘涛的儿子潘兴嵩呱呱坠地。随后，贾春英通过内线向潘涛传递喜讯，但一直没有盼到丈夫的回音。一个月后，她辗转收到潘涛临别时写的家书，这才知道丈夫过家门而不入，来不及看一眼从未谋面的儿子便以身殉国。

原来，这年初，潘涛所在的游击队越过鄂南的金水河向嘉鱼挺进。3月，嘉鱼金水河一带百姓屡遭日军欺凌，潘涛率游击队击毙多名日军，但夜里却遭到对方偷袭。经过5天5夜的激战，潘涛在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残忍的日军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河边的树上示众。贾春英接到潘涛牺牲的噩耗，肝肠寸断。

不多久，贾春英收到了潘涛的遗物——一把德国造军刀。这是潘涛在战场上从日军那里缴获的。

如今，这把军刀被评为国家级珍贵文物，陈列于武汉革命博物馆中。

谜团在身后得以破解

丈夫牺牲后，贾春英一面抚养孩子，一面在阳新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1949年4月，贾春英家突然来了一名走村串乡的货郎，她仔细一看，原来是湘鄂赣时期的战友曹栓增。贾春英很快知道了曹栓增是为解放大军渡江搜集情报而来。她热情地招待曹栓增，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作了详细报告。

一次，曹栓增在与贾春英交接情报时，突遇国民党军到家里搜查。贾春英急中生智，立即将曹栓增藏匿在柴房草堆中，不慌不忙地与国民党兵周旋，使曹栓增得以虎口脱险。

这年5月17日阳新县解放，曹栓增任第一区区长。不久，贾春英被任命为第八区妇女主任。一年后，贾春英由于当年在狱中的旧伤复发，不堪担任繁重的各项工作，只得向组织提出辞职回乡。

“革命时期，我母亲为许多人做过入党介绍人。‘文化大革命’时，这些人受到质疑，于是四处寻找母亲做证。”潘兴嵩说，这时候，他才渐渐意识到，母亲是有身份的人，但具体是什么身份则不得而知，母亲也从不提起。

在陶港镇潘彦村，许多老人都知道贾春英“闹过革命”，但对她的具体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我10岁时，妈妈对我说她参加革命时的艰难险阻，每说一次，我都触目惊心，瞠目结舌，吓得幼小的我每次都从梦中惊醒。等我长大后，每次谈她的经历，除了叹为观止以外，却多了不少的钦佩。”作为贾春英唯一的孩子，潘兴嵩从小喜欢听母亲讲红色故事。“妈妈不光是跟我讲，等孙子稍一懂事，就接着跟孙子讲。这一讲，足足讲了几十年。”潘兴嵩和儿子潘平尽管知道老人有着一段传奇的经历，但直至老人去世也不知她的真实身份。

1984年3月18日，贾春英在潘彦村家中平静离世，带走了一生的传奇，享年72岁。

生前，这位可敬的老人像村里妇女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歇，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从没享受过红军失散人员待遇，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始终坚持不要国家抚恤，不吃政府救济，自食其力支撑着家庭。

潘平告诉笔者，他从小由奶奶抚养，听着红色故事长大。挖掘爷爷奶奶的精神，目的是为了传承他们的爱国精神和高尚人格。近年来，潘平带着年过古稀的父亲潘兴嵩沿着贾春英当年的革命足迹，先后造访湘鄂赣地区20余个城市，收集整理贾春英、潘涛的史料。

“母亲去世28年了，我才知道她老人家的真实身份。”说到这里，潘兴嵩的眼角有些湿润。父子俩边寻访，边向贾春英夫妇战斗与生活过的地方捐款，捐资数百万，用于革命遗迹的保护和修缮。潘平的想法很简单：“家富万贯过不了三代，但精神的财富可以世代相传。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感激先辈，应把先辈留下的红色基因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