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道光时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阶段，此种局面的形成与两位皇帝对国家的治理不无关系，而官僚集团尤其是汉大学士在政权运行、国家治理方面的因素同样不能被忽略。嘉道时期汉大学士均为进士出身，且在入阁前担任过乡试考官、日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及地方学政，这些官职或差遣的特殊性为以后的晋升提供了便利。嘉道时期除王杰、董诘和潘世恩为超授内阁大学士外，其余１４人均以尚书或总督在被授予协办大学士之后入阁。

入阁人员年龄偏大，使得这些人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充足的社会阅历及较强的处世能力，但同时也造成任职时间偏短的原因之一。其中任职时间较长的大学士具有极高影响力与威望，造就明哲保身的心态，这对清朝政局是极为不利的。内阁大学士权力逐步受到约束，但通过兼任其他官职实现参与国家治理途径的方式。

首先，入值军机，兼任军机大臣总揽政务，在品衔与职权上达到高度统一，大学士兼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曹振镛，对道光帝在政策及决策上产生极大影响。其次，兼管部院，管部大学士在部内具有事务决策权，但对于一些专业性极强的部门，只能倚重尚书、侍郎等这些长期在某部任职的堂官与司官，造成职权虚化问题。第三，兼任科考教习官，是有一定时间期限的兼署官职，其中朱珪曾在上书房担任嘉庆帝的老师，对嘉庆时期的施政方针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留任总督，选择实千且对处理地方政事有经验的大学士官员，以大学士留任地方总督的蒋攸铦，在入阁前有丰富处理地方政事的经验，且敢于任事直言直谏，但他们职权范围仅在地方，且人数不多时间不长，很难发挥枢臣的作用。

内阁制度创自于明朝，建立之初，“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名内阁”清代内阁沿袭明代，亦不同于明代，明代内阁是权逐步扩大但品级并未得到提升的非正规的中央行政机构；清代内阁为“掌天下之政，宣布丝论，厘治宪典，总钧衡之任”的中枢机关，其主官大学士“赞理机务，表率百寮”，具有极其显赫的政治地位。在清朝入关之前，于天聪十年（１６３６年）二月，改文馆为内三院，三人构成，至五月，内秘书院增加一名，人数增至四人，其品级与六部同为正二品。

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七月，效仿明代改内三院为内阁，人数不定，其品级为正五品，但照例兼六部尚书衔，为正二品？。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定为正一品，成为有清一代品级最高的文官。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年），罢中和殿大学士，增设体仁阁，形成三殿三阁之名，并确定了大学士的定额是满汉。此定式—直沿用至清末。清代内阁作为清朝最高的行政机关，其主官大学士在清代中央行政体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嘉道两朝大学士共３３人，其中汉大学士１７人。

从汉大学士籍贯分布表显示，北方地区七人，其中以山东最多；南方地区十人，其中以浙江人数最多，山西、江苏次之。南方人数明显多于北方人数，仅浙江、江西、江苏三省汉大学士有７人，占嘉道时期汉大学士人数的４１．１８％由可知，以地域构成来看，主要集中在南方，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清代时期的江南地区，经济相对富裕，为良好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江南地区的政治环境长期相对稳定，家族重视教育，士人入仕观念根深蒂固，从而奠定了深厚的政治传统与思想基础。

从汉大学士的背景分析，其中刘墉为东阁大学士刘统勋之子，董诰为礼部尚书董邦达之子，戴衢亨为编修太仆寺少卿戴第元之子，曹振镛为户部尚书曹文埴之子，卢荫溥为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之孙，阮元为湖南参将阮堂之孙，戴均元为戴衢亨之叔父，这７名大学士的进入仕途有家庭环境的因素影响，同时也为他们进入皇帝视野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如刘墉因父亲的关系，三年升翰林院侍读，晋升速度可谓之快，尔后前期被贬升职也与其父有一定关系。

曹振镛是户部尚书曹文埴之子在大考三等的情况下，“特侍讲”，可见官员仕途前期的顺畅程度也与家族因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出身来看，嘉道时期汉大学士均为科举进士出身，其中王杰、戴衢亨、潘世恩为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出身，相对于满蒙大学士，汉大学士的出身比较单一，可见汉大学士的入仕途径以科举为主。进士出身的官员，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具有较好的文学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自身性格和特有为官之道等因素的加持，为担任科考官与教习官埋下伏笔。

由此可见，汉大学士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了他们，国家统治上又会是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