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1年蒙哥即汗位，忽必烈以皇帝的身份，全权负责漠南汉地的军国重务。他志向远大，想要夺取全国政权，但时对于进一步攻占广大汉族地区，以哈剌和林为根据地有诸多不方便之处。于是，1256年，忽必烈任命汉人刘秉忠仿照金朝的中都皇城，营建开平府作为他的藩邸，在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有为的汉族知识分子，称为金莲川幕府，这为后来他夺取天下奠定了基础。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正式取代了哈剌和林的首都地位。

此后哈剌和林作为反击阿里不哥争位和对西北、东道蒙古诸王叛乱作战的根据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264年彻底击败阿里不哥后，消灭南宋、统一全国便成为了新的战略重点，因此，位于中原地区的燕京的地位便比上都更为重要了，这是因为此地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是结穀中原地区、蒙古高原及松辽平原的门户，其地势十分险要，从春秋战国时期直至唐代，这里一直是我国的北方重镇，辽代在此设置南京城，金朝又在此基础上扩建为中都，政治、经济、军事地位都是极为重要旳。

所以在击败阿里不哥后，忽必烈从统治全国的长远目标考虑，立即下诏改燕京为中都，着手修建新城，至元四年把都城迁到这里，至元九年将其名改为大都，而上都则成为了陪都。可见在武宗之前，元朝的统治中心是由哈剌和林上都大都依次转移的，而且是随着各阶段帝国形势的变化，逐渐南移的，目的也是为了加强对其移动方向的统治。武宗在大都以北建立一个与上都地位相当的中都，移动趋势又转向了西北，按照惯例推断可能是要加强对漠北的联系与控制。忽必烈和成宗时期，虽然上都地位已比不上大都，但由于北方时有叛乱，上都的战略地位仍很重要。

经过世祖和成宗时期的经营，已奠定了全国统一的基础，西北和东北叛乱已平定，武宗上台时，大都的地位确定，上都的地位就更加弱化成了皇帝避暑的行都。此时，对于帝位的威胁主要来自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内部，久居漠北的武宗，他的亲信在漠北，而且从他自己的经历中知道“兴亡故地”漠北的重要。

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漠北在政治、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加强对漠北的联系与控制亦有其必要性，但是，可以起到相同作用的上都业巳建成，以上分析又似乎不足以成为武宗在与上都相似的地理位置建造中都的充分条件。即使在关于都城转移的论述方面，暂时也没有有力的论据能够证明成为避暑行都的上都不能起到联系与控制漠北的作用。地处大都、上都与漠北交通枢纽的隆兴路（今张北地区），与上都地理特点相似，而且其在经济、交通、战略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与上都相似，所以，以上所论述之以联系与控制漠北作为营建中都的原因，笔者认为只能作为在此建立中都所能起到的作用，而在上都存在的情况下在此另建新都似乎也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如果以此作为武宗建中都的一个重要原因，则需要补充一个前提，即上都在某些方面不利于武宗控制，只有这样，之前的那些论述才能有支点。

首先，武宗兴建造中都可能有摆脱异己势力束缚的用意。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击败安西王阿难答，夺得帝位却让为于其兄武宗，武宗即位后立仁宗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承，尊其母答己为皇太后，达成了元史上所谓的“三宫协和”，而实际上这三方关系并不是十分的和谐，这在武宗即位前后都有所表现。武宗的帝位是靠武力威胁而得来的，答己曾经以星者的话为借口，想要拥立她的幼子仁宗，而武宗却以为自己“次序居长，神品所归”为由，令脱脱前往大都“往察事机”，并且兵分三路准备南下，表明了其夺取帝位的企图。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后、仁宗才被迫让出了帝位，三方达成了一定的妥协。

武宗对仁宗一直都怀有戒心，还曾经想要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在由和林南返时，武宗曾踌路不前，在其派往大都的使者阿沙不花被太后遣回向他述说诸王群臣都有推戴他为皇帝的意思之后及脱脱回来向他详细转述太后和仁宗的话之后，武宗才“乃大感悟，释然无疑”，这些都反映了他对仁宗及答己的戒心。虽然武宗立仁宗为“皇太子”，而且任命他为“中书令”兼领枢密院的事务，但是武宗却经常直接由宫中下旨任用百官，后来又把中书省的六部大权架空，成立了尚书省，交给他的近臣脱虎脱、三宝奴等人主持，仁宗的“中书令兼领枢密院”只是一个名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