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镇守漠北的元武宗海山靠军事力量和漠北宗王的推戴夺得了政权，自然而然的需要加强对漠北的联系和控制；同时武宗希望在政治上大展宏图，进行改革，他既要驾驳大都和上都，又要摆脱两都旧有势力的束缚。这两方面的考虑是海山建造中都的主要政治原因。张春长先生亦曾以此为立足点来探讨武宗建中都原因。

忽必烈将统治中心从漠北地区迁到了汉地，随后经过十多年的战争，终于消灭了南宋王朝，结束了中国境内长期以来的南北对峙、分裂战乱的局面。但西北的窝阔台、察合台两个汗国却把尊崇运用汉人规则、违背蒙古族祖宗的旧俗作为主要罪状与忽必烈兵戎相见，这实际上代表了大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尤其是漠北诸王的不满情绪。漠北地区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从成吉思汗直至蒙哥汗四个朝代，漠北一直以来都是大蒙古国的中心地区，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后，此地才降格成为元朝的一个边区。然而在整个元朝，特别是在元朝的前期，漠北地区在政治方面依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基于成吉思汗的分封，在漠北地区，诸王所统领的部落星罗棋布，他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属民和军队。

蒙古国时期汗位继承或者是由前代大汗来指定，或者是通过明争暗斗来夺取，但都必须经过召幵忽里台大会、诸王贵族共同推戴这一形式，才能最终登上汗位。忽必烈企图确立中原封建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然而在草原时代兴起并维持下来的忽里台旧制度，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蒙古诸王对皇位继承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忽必烈虽然战胜了其弟阿里不哥，但是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后裔仍然分布在岭北各地，他们并不甘心放弃重新取得皇位的权利。

占据着按台山以西广阔地区的海都势力，也并不满足于仅统治窝阔台兀鲁思，他们甚至还企图恢复其先人的大汗之位。各兀鲁思的离心倾向与争夺汗位的斗争交织在了一起，具体表现为海都、乃颜等藩王的武装叛乱。到成宗铁木耳的时候，南方汉人的反抗步入了尾声，漠北地区虽然海都已死，骂哇投降，漠北诸王叛乱也已悉数平定，但是广阔的漠北草原作为蒙古的“祖宗根本之地”，仍然在元代政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仍然是威胁皇位的最主要的因素。自成宗以后的元代的各个皇帝，几乎无一不是通过召开忽里台大会才正式即位的。

可以说元代的皇位继承事实上还是釆取了一种蒙汉杂揉的方式——皇太子袭位与忽里台推戴的双轨制。由于忽里台制度缺乏对被推举者身份的充分限制，体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贵族选君观念，这样就为争夺皇位行动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依据，大大加剧了政局的动荡。武宗及其以后的不少皇帝都是通过权臣拥立、武力夺位或者是流血政变然后打出忽里台的幌子登上宝座的。武宗即位前在漠北地区手握重兵驻扎多年，成宗死后，他就凭藉所掌握的强大武力，径自在哈剌和林召集诸王、贵戚、大臣商讨谋取帝位。当他听说他的母亲想要立他的弟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即与亲信大将床兀儿等率劲旅分三道南下，使得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不得不将已经抢到手的帝位让给了他。武宗从自己的经验中深知漠北故地及其军事力量这两个方面在皇位继承中的利害，所以他在即位后马上意识到为保障政局稳固必然要加强对漠北的联系与控制。

​取消亲王出镇旧习，设立和林行省，巩固中央集权。在忽必烈和成宗在位期间，在军事上对叛乱势力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他们一方面任命诸王镇守漠北，先后有北平王那木罕、燕王真金、晋王甘麻剌、，太子铁穆耳、宁远王阔阔出、怀宁王海山等多位亲王出镇巡抚或统军另一方面又于至元九年（1272年）设立和林转运司，后来将其改置为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这就相当于将其设置为了中书省的一个派出机构，负责管理政府所统治的百姓军队及屯田、城郭、仓禀、工局和驿站等等事务、在1307年，元武宗海山刚刚即位，便马上下令罢勸和林宣慰司，改而设置和林等到处行中书省（后改为岭北行省），统治和林，同时设置和林路总管府，管理范围包括哈剌和林城及其周边地区；同时又设置了多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令他们分别治理岭北地区西部各区域。

于此同时下令不另外指派亲王出外镇守漠北地区，而是在岭北地区设置了行省全权负责军民事务，这样岭北行省就成为了元朝中央政府统治漠北地区的最高地方政府机构，凡是关于钱粮、军队、农业、潜运和释站等事务，都由行省管领，这是元朝中央集权制的一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