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良性控制

1、尊重藏书家，分还所进之书。清代国家修书之前的征书活动从全国上下收集大量图书，其中包括各藏书家主动进呈之书，那么这些图书在编修活动结束之后如何处理，清代统治者有明确的控制。

乾隆三十八年，高宗降旨要求总裁官对事成之后此类书籍的处理给出明确方案，旨曰：“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但现在各省所进书籍巳属不少，嗣后自必陆续加多，其如何分别标记俾还本人，不致淆混遗失之处，着该总裁等妥议具奏，仍将此通谕知之。”时隔一年，高宗皇帝再次降旨规定如何明确记载进书来源的程序，旨曰：“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明年、月、姓名于书面页，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经题咏诸本，并令书馆先行录副，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

可见，对于朝廷所征用之书，统治者明确规定要首先载明“进书年、月”及“藏书家姓名”，待将来大业完竣之日可据此记录将原书发还，不至遗失。清朝统治者所采用的这种文献控制手段体现了政府的民主性，将藏书家所进之书返还，对于藏书家来说也是将个人损失降到最低，使其不会对朝廷的征书活动产生抵制情绪，反之促进征书活动的持续进行，是良性控制的典型表现。但是，清廷所返还的书籍定是无碍之书，对于有碍之书，则需另当别论，具体情况将在后文详细介绍。

2、举全国之力，嘉惠天下万世。清代统治者组织修书时往往以“嘉惠天下万世”的目的对朝野进行宣传，从客观事实来看，可谓达到了这一基本目的，如在中国类书和丛书修纂史上的典型代表《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对于后人查阅资料、研习经典均起到了积极的影响。而之所以可以修成这样的巨著，是因为清代统治者采取了“举全国之力”的控制手段。清代官修图书由国家组织，通过汇集广大知识分子的力量、收集全国上下藏书、调派各方资源，举全国之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大规模的整理与总结，并精细刊印，广为流传。再如《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各种“则例”“方略”等大量涉及官方档案资料的著作等，都是靠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但是通过清廷统治者高超的文献控制手段，集合国家的力量，完成了一部又一部促进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著作，是体现国家文献活动良性控制的典范。

二、非良性控制

1、寓禁于征，禁毁大量典籍。

禁书活动是古代封建统治时期的统治者为了制造文化氛围，统一民众思想，维护专制统治及社会稳定的文献控制手段，到了清代，这种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朝时期，在国家修书活动中使用禁书这一控制手段的皇帝中最典型的便是乾隆帝。《四库全书》修纂前对全国上下进行全面细致的文献收集，并禁毁或抽毁其中不利于统治阶级的内容，根本目的是为了禁止具有损害统治性质的思想在朝野和民间的传播，从源头上对人民思想进行严密的控制。王重民曾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思想内容集中在宣传封建思想和消灭民族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

因此，有悖于这两方面思想的书籍定会遭毁、遭禁。据统计，纂修《四库全书》期间，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板八万多块，这些销毁的书籍以野史稗乘、文集笔记、剧本曲本、奏书杂纂、天文占验类居多，而那些幸存于世未被禁毁的书籍又有大部分被纂改、删节，以致面目全非。可见“寓禁于征”这一文献控制手段禁毁了大量的文献，对文献流传及文化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此次文献活动属于明显的非良性控制。

2.“钦定”修书，禁锢思想发展。

清代国家修书，都戴有“钦定”或“御定”的名冠，即将所修著作权威化、经典化，使广大的文人墨客没有了学术争鸣的余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这也是清廷统治者通过思想清代官修图书几乎遍及各个思想文化领域，而这些书籍又大都是由皇帝“钦定”或“御定”，因而，这些著作成为最高权威性著作，没有人敢去指责其中的谬误。

因此，随着一部又一部“钦定”书籍的纂修，学术界就失去了一块又一块学术争鸣的阵地，渐渐便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并且清代文人钻进故纸堆中从事考据、编纂工作，最后成为“皇家学派”，思想完全被禁锢。又由于在“钦定”前提下所出现的文字狱的恫吓，严重限制了学术争鸣的自由，使人们从思想上便不敢越雷池一步，自不必言行动。从这个角度考察，清代统治者所采取的此类文献控制手段虽然达到了禁锢思想、巩固统治的目的，却又严重地阻碍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可谓非良性控制手段的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