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隋后由于隋文帝大力恢复和重建佛教，入唐后前几任帝王又崇佛甚虔，中国的佛教自周武宗灭佛后，很快又得到全面复苏。唐太宗贞观三年（629），长安僧人玄奘随商人游西域，贞观十九年带了六百五十七部佛教经典返回长安，唐太宗即诏玄奘组织人力翻译行世，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惠州也不例外，入唐之后罗浮山也增建了不少佛寺。例如：唐中宗嗣圣元年（684）建明月寺（位于博罗苏屋岗），开元二十六年（738），奉敕建醮于华首台。天宝二年 （743），玄宗遣中使祭罗浮山，南楼寺僧以珍柑进贡，玄宗赐名延祥，御题匾额“延祥之寺”悬于山门。天宝三年，玄宗敕云：“罗浮是华首菩萨佳处，见诸典籍，可特立延祥寺、华首台、明月戒坛。”天宝四年，僧妙湛于新集都建香积寺。这时佛教在罗浮山已与道教平分秋色。佛教在整个东江流域的流布情形大致与西湖罗浮一样，唐高僧道世在《法苑珠林》称：“循州在一川中，东西二百，南北百里，寺极丰渥。”所谓“循州一川”即东江，其“东西二百，南北百里”，正指古代惠州的行政地域。域中“寺极丰渥”，佛教的兴盛可见一斑。

隋文帝在北周龙潜时期，得印度僧人进献一包佛舍利。入隋后，隋文帝为了供养好这些舍利，于仁寿元年（601）敕令天下，包括循州（惠州）在内的31州各建舍利塔，以便供养、收藏这批舍利。隋文帝向各州分送舍利时，均选名僧护卫办理，安放舍利所在州、县刺史以下和县尉以上的官吏，要停止衙门办公七天，以专门迎接和安置舍利事宜，仪式非常隆重。

隋文帝分置给循州（惠州）龙兴寺（今惠城区长寿路北侧）的舍利，是一颗最大的舍利，由洛阳大兴善寺高僧智光和尚护送来惠州。该舍利非常神异，智光和尚护送其行至许都（今许昌），忽然大放异彩，光芒四射；行至番州（今广州），寺院铜钟夜鸣，惊骇人畜，直到天亮早膳时才停止；到达循州（惠州），安置舍利塔内，甘露挂塔旁树枝上，凝酥耀日，经久不散。大业九年（613），诏天下改佛寺为道场，惠州龙兴寺遂改为舍利道场。

苏轼的《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

据苏轼《广州东莞县资福寺舍利塔铭》中记述：“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状若覆盂，圆径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两。外密而中疏，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无数，五色具备，意必真人大士之遗体。盖脑之在颅中，颅亡而脑存者。”从苏轼这段记述来看，应是一颗脑舍利，亦称脑坚固子，是得道高僧遗体火化时，颅骨内的脑组织久焚不化，冷却后变为坚硬的结晶体。加上原被脑组织包着的小颅骨焚化后，成为五色小舍利保留在里面，更属罕见。又据佛书《法苑珠林》记载，四十多年后的唐高宗显庆五年，也有西域僧献唐高宗这样一颗舍利，其“高五寸，阔三寸，黄紫色”，体形与惠州这颗舍利差不多，但没有说里面有五色小舍利，应不及惠州这颗高档。

隋文帝把这样一颗罕见的佛舍利安放在惠州，考其原因有二：

一是入隋之前，周武宗进行大规模灭佛，一批僧人逃来岭南，杂厕民间，成为无籍野僧，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入隋后，隋文帝在恢复和重建佛教的同时，必须安抚岭南这批野僧，加强对他们的约束和管理。因此隋文帝把这颗罕见的佛舍利安放在岭南腹地惠州，无疑对那批无籍野僧有较大的号召力。

二是岭南归附隋朝后，隋文帝在广东仅设广州、循州两个总管府，其中循州总管府领循、潮两州，包括粤东整个地区，是粤东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其时粤东儒家文化教育发展较晚，民众愚顽，生产落后。隋文帝把这颗罕见的佛舍利安放在循州总管府所在地惠州，用“佛宝”教化归附不久的粤东民众，无疑是一种较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