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一位新四军女干部完成了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在24小时内徒步100里，经过巧妙谈判，成功地将一个国民党管辖的印刷厂搬迁到新四军驻地。任务完成后，谭震林司令员毫不吝啬地称赞：“这是一个奇迹”。

1941年6月，新四军女干部于玲受“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员谭震林、副司令员何克希委派，前往江苏省江阴县祝塘镇，与另一名干部王新共同筹备新四军“江抗”部队祝塘办事处。于玲、王新就在祝塘杜家巷一个名叫杜新传的老乡家中住了下来，开展工作。

“江抗”在这一带威望很高，他们一去，祝塘及其周围的群众都说“江抗”又回来了，纷纷拉他们到家里去，反映问题，要求开展抗日工作。他们召开了一个600人的大会，王新演讲得非常鼓舞人，听众听得入了迷。这样一来，办事处就无法保密，很快就公开了。

后来，组织上又派了陆仁生等人来那里工作。于玲又在祝塘的手工业工人和贫雇农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当时的祝塘成了江阴的抗日中心。

祝塘打开局面后，国民党县党部宣传干事苏生曾向于玲透露他们有个印刷厂，苏生就是厂长。由于印刷厂经费被克扣，工人吃饭都成问题，要在“江抗”为这个厂找点生意。苏生说：“我不管什么党，只要是抗日的，我都干！”

于玲立即把这个情况向何克希副司令员汇报，并建议设法把这个厂搞过来，何克希当时没有表态。但过了几天，王新连夜赶来，在凌晨4点把于玲叫醒，说何副司令员要她立即到国民党县党部谈判，把印刷厂搞过来，并限于当天中午12点以前就要谈好，否则要采取武力解决。

于玲立即穿上旗袍，化妆了一下，立即上路。在路上，她一边走一边想：“如何才能在点前把工厂搞过来呢？”突然，她眼前一亮，一个“假造敌情严重”的点子从于玲的脑子里想了出来。

当于玲赶到苏生住处时，他刚起床，见于玲一早就气喘吁吁地赶来，惊奇地问：“你怎么这么早？”

于玲说：“有个紧急情况要告诉你，我们从江阴、无锡、常熟的情报点都得到明天鬼子要来“扫荡”的消息。我想你这个印刷厂离城太近，很危险。所以何副司令员叫我一早赶来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你的意见我向何副司令员说了，他很赞赏你的想法。现在情况很紧张，如果日本鬼子下乡‘扫荡’，你们印刷厂的机器、铅字那么笨重，就搬不走了，希望你能把厂搬到我们那边去，那里离城远，比较安全，我们联系工作也方便。”

苏生说，他不能作主，要向上司汇报。

于玲又问他：“印刷厂在哪里？”

苏生回答：“在周庄北面的一个大庙里。”

于玲立即赶到这个大庙去，到那里一看，工人们都东倒西歪、没精打采地靠墙坐在地上。

于玲说：“我是奉‘江抗’何副司令员的命令来的。”也把对苏生说过的话对他们讲了一遍，同时于玲又说，“我们‘江抗’是工农自己的抗日队伍。你们都是抗日爱国的青年，我想你们是决不愿意让自己的机器落入日本鬼子手里的。何副司令员说欢迎你们到我们那边去干，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

工人们因早已不满经费受克扣的状况，都围到于玲的身旁，不约而同地高声说：“愿意！”

于玲真没想到这么顺利，她激动地说：“既然你们愿意，那就立即行动，我今天晚上七八点钟带几十个农民兄弟来帮你们搬，你们说这样好不好？”

众人高兴地说：“好！”

于玲又走了二十四五里，赶到祝塘附近，叫人向何副司令员汇报，告知谈判已成功，他们不必再派部队来解决问题。

晚上，于玲带了几十个农民赶到印刷厂，把装好担子的机器、铅字挑走，20多个印刷厂工人背着自己的行李跟在后面。

从印刷厂到司令部驻地约有30里，因为担子重，路上多次休息，凌晨三四点钟才到司令部。宣教科长过鉴清早就在村口等候了。于玲把这支队伍交给他以后就来司令部汇报。这样，印刷厂的厂长苏生和二十几个工人都来到了新“江抗”政治部。

这时，天还未亮，司令部里点着蜡烛，谭震林、何克希都已起床了。他们和于玲握手，连声说：“任务完成得好！你们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不用我们派一兵一卒就解决了问题。”又说：“从此我们可以思掉落后的油印，用铅印了，谢谢你们为我们《东进报》的出版帮了个大忙。”

于玲说：“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嘛！只是有一点弄不明白，搞个印刷厂为什么要下这样紧急的命令？”

何克希笑着指指谭震林说：“他要考验考验你！”

谭震林高兴地笑着说：“考试合格了，充分发挥了你的革命积极性，24小时走了100里路，完成了一个从谈判到搬迁一个印刷厂的任务，真是个奇迹啊！”

紧接着又听他用严肃的语气说：“不过，不能忽视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我党、我军在群众中的威望，这是最基本的。否则，你一个年轻女同志几句话一说，他们就跟你来了吗？”

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从此，这个印刷厂就成为“江抗”第一个印刷厂，印刷了《东进报》和部队的宣传资料，这批工人也就成了新四军最早的一批印刷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