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的黑格尔和军事哲学家克劳塞维茨，首屈一指的德意志哲学家

预言家在自己的祖国是无人问津的，《圣经》上这样写着。然而，就连传播着不受时限的认识的哲学家，要想得到承认，常常恰在培育自己成长的国家和人民中会遇到最大的困难。这个老经验在两位都是1831年11月迅速殒灭的伟大德意志人身上也得到了证实:博学的哲学家黑格尔和军事哲学家克劳塞维茨。

当然，在他们之间也还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因为黑格尔在柏林生活的年代里，已是首屈一指的德意志哲学家，后来才遭到贬低，而克劳塞维茨是死后才享有不断增长的声誉的。但是，他的军事哲学从未能在旧德意志及其军队中得到彻底贯彻。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后，通向他的道路才打通了，而且是在德国残存下来的两个分裂的国家中。

难道这不是令人深思的吗？难道人们不应该在这方面去探寻一下更深刻的原因：尽管军人们和军事上都做出了杰出的业绩，为什么还会出现德国的惨败呢？显而易见，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消极结果和违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哲学之间存在着联系。难道德国方面为了取得大家所期望的“胜利和平”或“最后胜利”，不是单纯地从军事上来进行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吗？难道不是在没有对目的、目标和手段以及世界政治局势的各种关系进行必要考虑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吗？难道在德国军队中不曾存在对进攻的片面的颂扬，以致最后由于对部队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从而导致了德国国防军的自我毁灭吗？

这时，求救于乌托邦式的狂热的任何号召，都是无济于事的。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哲学曾告诫不要过分抬高纯军事的作用；它曾坚定明确地要求把政治作为利用可能性的艺术置于首位;它曾要求使己方的目的、目标和现有的手段同彼方的这一切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且曾不知疲倦地指出积极防御带来的较大可能性。但是，所有这些原则性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消逝，尤其是在第三帝国时期，尽管有许多人发出过告诫的声音和支出过应重视这种军事哲学，但是在其产生国却遭到了唾弃。进攻的意识是更为强烈的，尤其怪诞的是，这种意识是产生自一个“政治家”。

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民和同胞们，不论是平民还是军人，都处于一种类似于普鲁士人1806年后的处境中。不过，当时，这种军事哲学尚待首创出来，而今天人们可以取来用之，并加以发展。这就是这种军事哲学复兴的意义所在。它不是纯学术问题，而是值得在任何时期都既从军事上又从政治上加以考虑和把捏的问题。有必要继承这一伟大的过去遗产，正如我们在这部克劳塞维茨传记中所试图阐明的那样。德国人在经历了一阶段误解——为此他们付出了难以描绘的牺牲的代价——之后，应该重新掌握“他们的”克劳塞维茨。概括地综述一下自这位军事哲学家逝世至当前的世界局势，也许能够证明这一点。

在上一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给德意志思想界带来了世界性声誉的古典时期结束了。在这一时期，除了诗人和哲学家外，还出现了伟大的、有胆有识的政治家和军人。然而，接着突然结束了。如我们所知，在黑格尔和克劳塞维茨1831年11月逝世之前;帝国男爵冯施泰因和陆军元帅冯格乃泽瑙伯爵已去世，1832年歌德也与世长辞了。在这种综观全局、统筹各方面的学问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一种专门化的倾向。哲学作为关于各种科学的科学这种指导地位，为越来越少的人所承认，直到达到了今天这种状态——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对此作了如下的描述：“哲学大多被认为是多余的，是一种私人爱好，适用于达到装潢的目的。哲学的作用的这种倒退从何而来？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时代精神。自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时代精神一直沉溺于专门科学知识、技术、经济和权力的实际任务中，与此同时还以多种不同形态流传着一种哲学，但它却常常忽略和否认这些任务的重荽性。”以上是雅斯贝斯的话。用最简单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整体观念，还是各个部分的等级、层次和从属观念都丧失了；各部分的领域独立自主了。

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情况首先还是导致了不寻常的部分成果。但是，恰恰在过分重视部分、专门学问的情况下，整体开始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损害：用技术进行开发损害了大自然，集团和个人的分割损害了人类社会，相互不协调的物质利益的大量出现损害了玫治，毁灭手段的改进和完善损害了战争，使之作为政治的可能的继续已失去意义。为了维护或贯彻自己的利益，作为治国艺术的政治今天可能不得不运用其他手段，但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要想保障自己的主权和安全，政治仍然不能放弃军事实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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