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战国时的名思想家,他的思想和著作对后世哲学、文学影响深远

大家好,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战国时的思想家,他就是庄周。庄周是我国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位文学家。

庄学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的重要学派之一,代表庄周思想的《庄子》一书,对后进的哲学、文学影响巨大。因其与老聃的政治、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一般合称为老庄。实际上,老子与庄周并不完全一致。庄周的生卒和《庄子》一书中关于庄周的生活活动,现存的材料不多,根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和战国时期某些著作的零星记载,以及《庄子》中散见的片断,可以勾画出一个轮廓。庄周,战国时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关于他的生卒年,各家说法不一,与孟轲(约公元前372前289)同时而稍晚,才极高,学极博,然而他一生中门徒不多。庄周在蒙做过漆园吏,大概时间不长,就隐退从事著述和讲学。他生活贫困,曾身居陋巷,靠打草鞋生活,《庄子外物》篇说他“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山木》篇说他曾“衣大布而补之,正系履而过魏王”。《史记》把楚王写作楚威王,不知何据。

很可能这段文字是从秋水》、《列御寇》中两个相似的故事演化来的。庄周以鵷鶵(凤凰)的高洁自况,嘲讽了惠施。在他看来,梁国之相位犹如一只发臭的死鼠,而死抱住相位不放的惠施就如同一只可卑的鸱枭。就《庄子》书看来,上述的思想可信。庄周极端蔑视功名利禄,不求闻达,要求“适已任性”以自快,不愿受世俗的种种束缚。他在《刻意》篇中说“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从《庄子》所表露的思想看,他之所以甘受贫困,隐居遗世,主要因为他不满当时封建等级宗法制的社会现实,厌恶虚伪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说教,主张一切顺应自然,反对人为。这种思想的产生,在当时拥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春秋战国社会封建化的过程中,阶级关系有了变化,产生了封建地主阶级、农奴阶级。此外,还出现了一批自耕农。自耕农是小私有者、小生产者。它们有的是因立了军功,从奴隶、农奴上升为自耕农的,有的是逃亡的奴隶、农奴,在荒僻地区开垦荒地成为自耕农的,还有的是从奴隶主、封建领主阶级下降为自耕农的。

前面两种情况比较容易理解,后一种情况有略加分析说明的必要。我国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保留着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法制度。它是按照血统关系确定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一般情况,只有长子有财产和贵族地位的继承权,余子(即长子以外的儿子)所分的财产有限,余子的余子所得更少。先世是贵族,几代之后,除了长子、长子的长子…以外,其余的逐渐失去了其贵族的身份和特权,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春秋战国时期,有相当一批贵族的余子及其后代,地位下降成为独立的自耕农。他们有贵族的血统和文化教养,但只有小块土地,必须亲身参加劳动才可维持生活,其政治经济地位与农民小生产者无异。这些人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对现实社会绝望,对现行制度不满,其中不少人厌世、弃世成为隐者。《论语》中的长沮、桀溺、荷丈人、楚狂接舆,《庄子》中的庚桑楚、南荣趎等隐者,都属于这一类。庚桑楚等虽未必实有,但抱有这种思想倾向和生活态度的人,则是确实存在的。

他们一方面对传统和现实极端不满,愤世疾俗,甚至认为社会发展人类文明只给人们带来了不幸;另一方面,受小生产者的经济政治地位的局限,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看不到前途,因之,思想趋于消沉,无所作为,产生“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尔而已”的虚无主义思想和悲观厌世的情绪。他们因自己政治经济地位软弱,来自社会压力太重,强调适已任性,放荡不羁,借以求得暂时的精神解放或安慰。庄周正是这一类人的思想代表。庄周是宋人,那里长期受荆楚文化的影响楚生产水平较高,文化丰富多彩。据近年考古发掘的材料,其文化传统、思想风格以及俗尚,是独立于当时中原文化之外的文化体系。当时楚已是大国,具有高度发展的绘画、雕刻艺术,有精湛的纺织技术和医学科学技术。生活时代与庄周相近的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大量的有关自然科学的问题,如:对立确音于分,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阵?出自汤谷,次于蒙泥,自明及晦,能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庄子天运》篇也表现了对宇宙运行、变化的关心和理解。显然这绝非偶合,它反映了楚文化发展的高度、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探讨和认识。庄周的政治思想、人生哲学与屈原迥然不同,但其《庄子》中的文章的风格与思想的表达形式,可以找到与屈原相近的地方。庄周哲学中存在着极大的矛盾,也有异常精辟的见解。广阔的知识领域和汪洋恣肆、恢诡谲奇的文笔,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特色的文学家和哲学家。长期以来,庄周的思想受到曲解和不公正的责难。魏晋之际,玄学兴起,玄学家纷纷注《庄子》。其中以郭象的《庄子注》影响最大,歪曲最甚。庄学全然有别于儒学,郭象《庄子注》实际上是调和了儒学与庄学,受其影响者,往往认为庄周和孔孟思想一致,甚至认为庄周乃是儒家后学(见韩愈《送王埙秀才序》)。魏晋以后,佛教盛行,高僧居士又以佛解庄,把庄周描绘成释迦的同调(见《世说新语文学》)。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并立,庄周与老聃被尊为道教的祖师,称《庄子》为《南华真经》,成了神仙家的著述。宋明时代《庄子》被视为异端受到理学家的攻击。

《庄子》是研究庄周思想的资料,是庄周学派的著作总集。汉刘向、刘歆定为五十二篇。传世的《庄子》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对于《庄子》各篇的真伪,后人多认为内篇是庄周的著作,外篇、杂篇为庄周的门徒或后学所作。其根据是:认为内篇七篇思想一贯,风格一致,有代表性,因此定为庄周的著作,王夫之可以作为这种意见的代表(见王夫之《庄子解》卷八);也有人认为内篇文章好,除了庄周别人做不出,这可以焦竑为代表(见《焦氏笔乘》);第三种意见说,魏晋以来学者都主张内篇是庄周著作,这是传统的看法。这些说法,都值得商榷。在确定哪些篇章是庄周著作时,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记载应引起充分重视。司马迁不仅指出庄周“明老子之术”、“诋訾孔子之徒”这一基本思想倾向,而且明白点出他所读到《庄子》中的若干篇篇名。司马迁有忠于史实的品质,有卓越的史识,他的记载应受到重视。

就《庄子》一书来看,凡是“剽剥儒墨”、“明老子之术”的文字,多数集中于外、杂篇。老聃思想有激烈与消沉的两个方面,这两种倾向在《庄子》外、杂篇中也有反映。可以说,外、杂篇反映的基本思想是庄周的思想。庄周思想与老聃思想有渊源关系,其基本思想倾向源于老聃,这是公认的意见。如此,就应把最接近老聃思想的外篇、杂篇看作庄学早期的作品,即庄周的著作。而应把以消极思想为主要倾向的内篇列为后期庄学的作品。因为它只是庄周两种思想倾向中的一种,并且是不重要的一种。《史记》关于《庄子》的记载并无内、外、杂篇之分传世的《庄子》是魏晋时代郭象编定的。在古代,整理者往往根据已意对文章进行删削编排。先秦的《庄子》是多少篇已经不详,汉刘向、刘歆定为五十二篇,郭象定为三十三篇,李颐定为三十篇,崔定为二十七篇,向秀定为二十六篇。文章的段落也经常被编纂者移动。除非将来考古发掘到《庄子》的原本,我们不应当怀疑司马迁所见到的《庄子》版本,而轻信郭象编定的《庄子》本。所的《庄子》中在外篇,从基本倾向看,世传本的外、杂篇代表庄周思想,内篇代表后期庄学思想是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

小编看来,庄周是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影响至今。感谢阅读,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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