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的这本书叫作《洪宪帝制外交》。洪宪是袁世凯称帝时的年号，虽然称帝，但是袁世凯也只当了83天皇帝。我们一般认为他复辟失败的原因，是在政治上开历史倒车失了民心，但这本书告诉我们，其实外交上的失败也不容忽视，而外交失败的关键，是因为他得罪了日本。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袁世凯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面人物。他在戊戌变法时背叛光绪皇帝，导致变法大业功亏一篑；他用种种卑劣手段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是革命失败的元凶首恶。不过，这些都还不是最严重的指控，袁世凯的首要罪行要数“卖国称帝”，教科书上说他为了能当上皇帝，不惜大肆出卖中国国权，与日本签下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终于招来历史的审判，在全国人民反对的怒火中绝望病死。但是，熟悉当时中日“二十一条”谈判内情的人，他们的说法就不太一样。当时任中国驻日公使的陆宗舆就认为，袁世凯从没有为了做皇帝在外交上稍微迁就日本，至于卖国，就更不可能了。

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呢？一百年后的今天，随着政治敏感性的消退，尘封已久的中方外交档案也在前些年开放，史学界掀起了一股重新评价袁世凯历史功过的风潮。比如美国史学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说，虽然袁世凯有个人野心，“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洪宪帝制外交》这本书，就是一本从外交角度深入理解袁世凯和复辟疑案的力作。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洪宪帝制外交》这本书怎么说的。

袁世凯1859年出生，是河南项城人。他是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政界、军界的风云人物，一手缔造了清末陆军的主力北洋新军。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领导的北洋军成为清王朝赖以续命的最后希望，却又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以武力逼迫宣统皇帝退位，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

袁世凯虽然是皇帝制度的埋葬者，但又总跟皇帝宝座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早在辛亥元年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给他提建议，这些建议措辞或明或暗，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希望袁大总统再高升一步，干脆当皇帝算了。袁世凯当时一一谢绝了这些美意，努力摆出一副要做中国华盛顿的架势。然而，仅仅过了三年，他为什么又重新惦记上了皇帝宝座？

我们当然没办法探究袁世凯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过在这本书里，唐教授讲了一个与此相关的细节。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名叫朱尔典，跟袁世凯是很好的朋友，私下里无话不谈。据他回忆，袁世凯曾经在私底下流露出对共和制度的真实态度。他说，中国的共和制度从始至终都是个笑柄，十个中国人里有九个不把它当回事儿。可见，袁世凯其实并不太相信中国当时能推行共和制。

1913年，袁世凯轻松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1914年又荣升终身制大总统，一连串的胜利让他膨胀，或许让他觉得，至少在国内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称帝了。于是，在1915年的夏天，袁世凯指使手下亲信成立了所谓的“筹安会”，到处鼓吹帝制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的论调，试探民间的反应，算是迈出了复辟帝制实质性的第一步。

袁世凯相信，大部分中国人其实并不喜欢共和制，而是欢迎皇帝回来的，所以他对稳定国内局势信心十足，让他担心的只剩下列强的态度。改变国家政治体制，今天看来是一国的内政，但在清末民初那个年代，列强对中国的内政有很大的发言权。如果袁世凯不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一旦有列强乘机支持国内反对势力，以维护共和的名义公然闹事，局面就会难以收场了。所以，袁世凯才不得不积极开展了所谓的“帝制外交”，小心试探列强尤其是英、日、美三国对帝制的态度，广泛收集各国舆论情报。

当时被袁世凯派往各国活动的外交官很多，这里举一个名人的例子。后来在巴黎和会上，以积极捍卫国权而扬名后世的外交家顾维钧，就曾被袁世凯委派到墨西哥和美国担任公使。作为袁世凯的亲信，顾维钧身负重任：一是要为袁世凯称帝在美国制造舆论，争取美方的支持；二来，当时墨西哥正爆发革命，流血冲突不断，顾维钧还要负责收集共和政体的负面材料，供国内宣传使用。虽然后来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努力与袁世凯撇清关系，说他“竭力避免与帝制运动有任何瓜葛”，但民国《外交档案》中记录了很多由他牵头或积极参与的帝制活动，赖是赖不掉的。

当时正是1915年，欧洲列强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德、英、法、俄等列强都深陷其中，分身乏术，想管中国事务也是有心无力。并且，为了把中国拉到自己的阵营，列强们还纷纷向袁世凯示好，比如德国就表示愿意率先承认袁世凯称帝。外交形势看起来对袁世凯似乎相当有利。

袁世凯首先要争取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在中国长期拥有最广泛的政治、商业利益，英国的驻华公使担任着列强驻华外交团的团长，如此重要的国家，袁世凯当然不能不重视它的态度，特别派了自己的心腹去和英国驻华公使接洽。一开始，英国是不赞成袁世凯称帝的，认为贸然改变政体和宪法可能会引发国内动乱，而英国这时候正忙于一战，自顾不暇，出了事也没有能力搭救袁世凯。英国建议，袁世凯如果一定要称帝，不妨延到战后，既然天命所归，也不急于一时。但受战争形势所迫，英国很快转变了态度。原本各方期望速战速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逐渐发展成旷日持久的堑壕战，英国不得不满世界寻求援助，为了防止中国倒向德国主导的同盟国阵营，英国派驻华公使朱尔典在1915年10月给袁世凯带话，只要他能保证国内安定团结的稳定局面，可以接受袁世凯称帝。

当时的美国还不是世界警察，在对华外交政策的立场一贯超脱，所以袁世凯剩下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列强，就是东亚的日本。令袁世凯兴奋的是，日本政府对中国变更国体也表达了默许的态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当年9月的例行演说时表示：中国人政治思想幼稚，对究竟应该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其实无所谓，但求生活安定而已；至于袁世凯是否称帝，纯属中国内政，只要不至引发骚乱，伤及日本在华利益，日本不会干涉。日本首相的这番谈话，被袁世凯看作是日本政府支持他称帝的最终表态，让他备受鼓舞。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称帝进程当然要加快推进，当年10月6日，所谓的中华民国参议院正式启动了变更国体的法律程序，新的王朝似乎建立在望了。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袁世凯这么乐观，当时的中国驻日本公使陆宗舆，一再拍电报警告袁世凯。他认为，首相虽然已经表态，但也不能认为就是日本官方的最终态度，日本国内各界对袁世凯称帝的意见其实很不统一。他劝告袁世凯，应该再观察一段时间，谨慎行事没有坏处，但袁世凯已经听不进去。结果，不出陆宗舆所料，时隔不久日本政府果然变卦，很快坏了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