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极子按：这条新开辟的路线与其叫作“海上丝绸之路”，毋宁叫作“海上瓷器之路”。

公元8世纪的太阳炙烤着浩瀚的南中国海，一片波光潋滟中一艘艘商船乘着季风驶入印度洋，它们的目的地是波斯湾。那里有焦急的阿拉伯商人驻足岸上，翘首企盼商船的安全到达。当然，他们更关心这一船货物——中国瓷器的高贵品质和完好品相。

▲ 唐代中国帆船模型

自从坑爹的“东国公主”将蚕种藏在自己帽子的丝絮里带到夫家“瞿萨旦那国”（今新疆和田）之后，中国人制作丝绸的硬核秘技便再也守不住了，丝绸出口量很快一落千丈。再加上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对西域的控制力日趋减弱，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的“丝绸之路”遂日渐断绝。自此，中国的贸易由陆路转向海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了。这一商路的转变属于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的一部分，当然变革的不光是贸易道路和贸易方式，贸易商品也由汉唐时代的丝绸变为更适合水路运输的易碎货物——瓷器。因此，这条新开辟的路线与其叫作“海上丝绸之路”，毋宁叫作“海上瓷器之路”。

▲ 公元1世纪欧亚大陆上的陆路及海路贸易路线图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远销阿拉伯世界的中国瓷器为晚唐和两宋带来了比丝绸贸易更为可观的财政收入。而在贸易的另一端，中国瓷不仅满足了当地穆斯林的日常需求，而且也刺激了伊斯兰陶艺的发展。虽然他们当时尚未搞清中国瓷优质胎土的配方秘密，但中国瓷的釉色、纹样和造型，都深刻地影响了伊斯兰的陶器。

公元11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建立的阿拔斯王朝日薄西山。从中亚侵入两河流域的塞尔柱土耳其人攻占了都城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伊斯兰帝国。自此，海洋贸易航道也由先前的波斯湾改为红海海岸。经过这一番变化后，素以蓝绿釉陶著称的伊朗（即古代波斯）陶艺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它们不单注入了土耳其人的审美趣味，还融入了漂洋过海而来的宋元瓷器的种种风格。

▲ 伊朗生产的孔雀蓝釉暗刻花鸟纹盘，12-13世纪

伊朗德黑兰私人收藏

伊朗陶瓷制作的中心在卡尚（Kashan），这里的人自古便多能工巧匠，地毯、刺绣、铜器、香料、蒸馏玫瑰水，均是此地特产。上图这只卡尚孔雀蓝釉盘，全器釉色沉稳，纯净如松石，优雅且神秘。

波斯化了的伊斯兰瓷器在学习宋元艺术品味的同时，反过来也把波斯式的风格和技巧传给了中国人。例如，下图这只9世纪产自伊朗的白釉黑彩陶盘，是不是颇有些北宋磁州窑的味道？

▲ 伊朗尼沙普尔生产的白釉黑花陶盘，公元9世纪

伊朗德黑兰私人收藏

▲ 宋代 磁州窑白釉黑花缠枝莲纹梅瓶

观复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