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城,是由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负责建筑的董安于(?一前496),一名董阏于,春秋末期晋国人,其先祖董狐是著名的晋国太史(史官),曾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董安于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成人之后为赵简子效力,深得主人的信任和器重,是赵简子的股肱之臣。他深悉当时晋国六卿之间尔虞我诈的险恶,力劝主人在远离晋国都城的太原盆地另筑城池,以防不虞。春秋时期,我国的建城理论已趋成熟,尤其是在选择城址、构建城墙、城中布局及给、排水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管子曾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大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董安于学识渊博,是城建方面的专家,同时也非常熟悉太原盆地的地形。他建城时选址于西山(悬瓮山、龙山、蒙山之下的汾、晋二水交汇之间,东临汾水,西依龙山,南有晋水和台骀泽(一名晋泽),北邻唐尧残城(即故唐城,曾为唐叔虞初都)。古代以山南水北为“阳”,董氏新建之城便叫作“晋阳”。以晋阳为战略根据地,可谓独具慧眼。这里“山环水绕,原隰宽平”,不仅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土地肥沃、水源丰富;从大处着眼可南制诸卿、北控诸戎,小处则可发展农、牧、渔、猎,积累粮草,养精蓄锐。据史籍所载,董安于所建之晋阳城为正方形状,“城高四丈,周回四里”;城墙采用“版筑”之法,以半湿黄土层层夯实,使墙体高厚坚固;利用悬瓮山下产铜的有利条件,炼铜为宫殿柱子下面的基础;又用高丈余的蒿、楚等山木做宫殿围墙的木骨,然后外面再抹上泥,所谓“公宫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廬之……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

董安于用心良苦,之所以这样建筑晋阳城,一方面是考虑质量问题,保证牢固坚用;另一方面是遇有城池被围、兵尽粮绝时,可以把这些材料拆下来制成箭镞,以保卫城池之用。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董安于所料,后来“范氏、中行氏之乱”和“智伯决水灌晋阳”时,赵简子、赵襄子父子二人分别依托晋阳城,挫败敌人的两次发难,从而奠定了与韩、魏二卿“三分晋室”的基础,创建了后来的赵国。

晋阳城建好以后,董安于便担任了晋阳邑宰。晋定公十五年(前497),范氏、中行氏对赵简子发难,董安于曾主动带兵出击。事后晋卿智文子借口始祸者范氏、中行氏已服罪,唯董安于还未追究而要挟赵简子(晋国有“始祸者死”的成说)。简子踌躇不决十分为难,董安于见状大无畏地说:“只要我死了,能使晋国安宁,赵氏安定,我活着何用?”2于是自缢而死。赵简子迫于无奈,只好将董安于的尸体陈弃于市,并告知智文子,这件事才算平息下来。赵简子对董安于的死非常内疚,便将董安于的神位陪祀在赵氏宗庙里。

关于晋阳城的创建时间,当今史学界大致有两种看法:一是创建于鲁定公十三年(前497)之前,二是创建于鲁定公十三年。第一种观点中又存在着创建于公元前541年到公元前497年和公元前517年到公元前497年的分歧。“晋阳”一词,见于史的最早记载是佐左传·鲁定公十三年》中“十有三年……·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这段史载记述的是:这一年,赵简子命赵氏别族赵午送还三年前寄放在邯郸的卫国所贡500家奴隶(卫士),借以充实晋阳。赵午抗命不遵,简子盛怒之下将其处死,午子赵稷与部下涉宾便起兵反抗。赵简子当时是执掌晋国政的正卿,命其余几家卿大夫一同出兵讨伐邯郸,不料赵午是中行文子(荀寅)的外甥,而中行文子又与范吉射为姻亲,所以这两家不听命令,反而与邯郸赵氏合兵一处,围攻赵简子的官邸。赵简子见对方势大,只好北走晋阳,以避范氏、中行氏之乱。从这场战争和左传》的记载来看,鲁定公十三年、晋定公十五年是赵简子在晋阳城避乱之年,并不是董安于创建晋阳城之年。“晋阳城创建于公元前497年之前”极是,但创建于公元前497年之前的哪一年呢?

第一种观点根据《左传·昭公元年》中“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和“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按:晋太原、大卤、大夏、夏墟、平阳、晋阳六名,其实一也”等史载,推断出创建晋阳城的时间是公元前541年(鲁昭公元年)到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另一种观点是依据赵简子从公元前517年(晋顷公九年)继父职为卿,就说晋阳城创建于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497年。其实“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中的“大卤”乃是泛指地区而言,《元和郡县志》中的“太原大卤、大夏、夏墟、平阳、晋阳”同样是泛指地区,并不是说晋阳城就叫大卤、大卤就是晋阳城,所以两段史载不能互证。另一种观点虽然成理,但推断时间跨度20年,给人以一种空泛、不切实的感觉。晋阳城的创建年代,应该是鲁定公十一年(前499)和鲁定公十二年(前498)这两年之中。因为鲁定公十年(前500),赵简子攻卫,卫人以500家奴隶献赵,简子将其临时安置在邯郸,可见其时尚未建起晋阳城;而三年之后的鲁定公十三年(前497),赵简子却要索取卫贡500家以充实晋阳,那自然是城池竣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