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早就有版画，比如说佛经刻版、宋元平话刻版、明清小说插图刻版等等，一般创作在梨木或枣木上，所以叫“梨枣图画”。当然，这些传统复制版画与19世纪的西方木刻创作有质的区别。

中国现代木刻版画的产生与勃兴离不开鲁迅的倡导，鲁迅因此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版画之父”。鲁迅生前自费编印木刻画册十余种，如《近代木刻选集》、《新俄画选》、《士敏土之图》、《一个人的受难》等，印行近万册，“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但编印苏联版画集《引玉集》，是他“自己也没有预先想到的”。

以物易物换来苏联版画

鲁迅留意西方版画是1928年编辑《奔流》杂志配插图时，不过，关于俄国版画的历史，他知之甚少，上世纪30年代他看了陈节(瞿秋白的笔名)摘译的文章《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才明白了一点十五年来的梗概。“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还有一种由画家一手造成的版画，也就是原画，倘用木版，便称为‘创作木刻’。”于是他晚年的兴趣从文学开始转向美术，于版画用功尤勤。

1931年，鲁迅偶然在《版画》杂志上看到了苏联木刻家毕斯凯莱夫在《铁流》一书中所作的插图，于是写信委托在苏联任教的曹靖华搜寻原作。曹靖华费了许多周折，才见到毕斯凯莱夫，并把寻到的木刻寄给鲁迅。因恐途中失落，还分寄了同样的两份。曹靖华说，这木刻版画的定价颇高，然而无须付款。他想到了一个以物易物的办法:“苏联的木刻家多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些给他就好。”

那印着《铁流》图样的纸，是一种上海的所谓“抄更纸”。“抄更纸”就是用碎纸再生的纸，在中国，除了做账簿和开发票、账单之外，几乎再没有更好的用处。而白纸宣纸中国很多，也很便宜。以物易物，用中国白纸换苏联木刻，真是各得其所。

于是，鲁迅买了许多中国的各种宣纸及日本的纸品“西之内”和“鸟之子”，分寄给曹靖华，托他转致，竟有了意外收获，曹靖华又寄来两卷木刻，计有:毕斯凯莱夫13幅，克拉甫兼珂1幅，法复尔斯基6幅，保夫理诺夫1幅，冈察罗夫16幅，这五位版画家当时都住在莫斯科。

遗憾的是，另有一卷版画被邮局遗失，无从访查。

“抛砖引玉”的版画集

1933年11月，鲁迅手中已存有70多幅苏联版画，鲁迅要将它们付印的愿望非常强烈。在11月3日致郑振铎的信里首次表示:“我有苏联原版木刻，东洋颇少见，想用珂罗版绍介与中国。”他一面继续往苏联寄宣纸，一面搜画，一面做印书准备。前后两年，鲁迅寄赠白纸与旧书6次，而曹靖华先后7次从苏联木刻家手中搜寻木刻作品118幅，寄与鲁迅。鲁迅认为，他手上这么多的原版木刻画，秘之箧中，岂不辜负了作者的好意？“况且一部分已经散亡，一部分几遭兵火，而现在的人生，又无定到不及薤上露，万一相偕湮灭，在我，是觉得比失了生命还可惜的”。

于是，鲁迅决定编印一部苏联木刻版画集，由于收入的版画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

鲁迅先后选出密德罗辛等人的60幅版画，收入《引玉集》中。对每位版画作者的经历，鲁迅也很感兴趣，于是由曹靖华出面，又将住在列宁格勒的五位版画家的经历写出来了。“我们常看见文学家的自传，而艺术家，并且专为我们而写的自传是极少的，所以我全都抄录在这里，借此保存一点史料。”最终出版的《引玉集》目录所列不是鲁迅所说的60幅，而是59幅。对此，李允经先生有一解释:“这可能是因为毕斯凯莱夫所作《铁流》之图第四，分为2幅，而在目录中算作一幅之故。”这一解释是恰当的。

《引玉集》序跋在上海排好后，因上海、北平印价昂贵，鲁迅请内山完造出面，委托东京洪洋社以玻璃版印刷。玻璃版，又称珂罗版，是照相平印版的一种，用厚磨砂玻璃作版材制成。

《引玉集》是现代出版史上的珍本

1934年5月23日，鲁迅收到洪洋社寄来的《引玉集》300本，工料运送总计花费340元。此书前有陈节(瞿秋白)作《代序》，后有鲁迅作《后记》，二十八开，方本，洋装，装帧有精平两种形式，精装为纪念本，仅印制50部，非卖品；平装为流通本，印制250部。此书成本在四元至三元半，“售价至少也得定五元了”(鲁迅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当时上海一般工人的工资是15元，小学教师是30元。一本书5元的定价可谓不菲，但仍“近乎赔本”，足见此书之珍。

《引玉集》封面设计非常考究，苏联版画家们的姓名字母被分为八行横排，置入中式版刻风格的“乌丝栏”中，左边竖写着“引玉集”三个大字，中文俄文相映成趣。又有一圆形阴文的“全”字打破了方形构图的生硬，红底黑字的方框更显生动和活跃。封面最左边有一黑色边线，越过书脊，漫向封底。那些被放大的图形化文字、抽象的线条组合、理性的构图法则以及红黑的色彩搭配，有着设计者强烈的个人旨趣与传统意味，创造了现代出版史上的艺术极品。买到或收到此书的人，都视为珍宝。如梅志回忆胡风获赠此书时的情形:“打开那包扎得有棱有角的牛皮纸，”“那黑白分明线条细腻的版画，装帧印刷得十分考究。那样地精美，简直使我不敢轻易翻阅它。我们俩头并头，由胡风轻轻地翻着，一幅一幅地欣赏着。”当然，《引玉集》也有一点瑕疵。1934年5月31日，鲁迅致信杨霁云:“《引玉集》后记有一页倒印了，相隔太远，无法重订，真是可惜。”

《引玉集》出版后，鲁迅亲自写了一则售书广告，刊登在1934年6月1日《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六号“广告”栏。这既是一则广告，也是一则奇文，全文读来，使人心情激荡，油然而生向往之情。吾生也晚，无缘得购此书，只能颂读想象:“敝书屋搜集现代版画，已历数年，西欧重价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单幅及插画木刻，则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国白纸换来，所费无几。且全系作者从原版手拓，与印入书中及锌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别。今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选出五十九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但册数无多，且不再版，购宜从速，庶免空回。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十一号内山书店代售，函购须加邮费一角四分。三闲书屋谨白。”

《引玉集》除鲁迅分赠出30本左右外，其他由鲁迅的“官方销售渠道”内山书店经销，鲁迅也曾托人在广州代销。购买《引玉集》的人，据鲁迅观察，以穷学生居多。鲁迅常常坐在内山书店里，看中国人买书，并觉得可叹的现象不少。比如，一些人寻找记载着秘诀的小册子，画家喜欢生吞活剥的绘画以及只有一本的“大观”。“更甚者，则翻书一通之后，书并不买，而将其中的几张彩色画撕了去。”简直是可恶！年底，初版《引玉集》销售一空。1935年6月，此书再版215本，分纪念本与发卖本两种。

《引玉集》的出版，确为中国出版界之创举。其实何止是《引玉集》，三闲书屋所出图书，无不厚实雄伟，开现代出版之新风。《引玉集》是鲁迅绍介木刻的第三本书，前两本分别是梅斐尔德的《士敏土》之图和《北平笺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