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围绕着他的藏书与文博事业，有两个重要的展览相继开展。一个是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的“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2018.11.20-12.20），另一个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纪念郑振铎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暨西谛藏书展”（2018.12.18-2019.2.25）。两家重要的文化机构在12月19日（即郑振铎先生生日）分别举办了他的纪念活动,众多大家云集，缅怀他的一生。郑振铎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学贯中西的文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优秀的出版家、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他一生走过的历程，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爱国、求真、追求知识、无私奉献的一生。2018年最后一期人文版，特约此文，重温他走过的人生轨迹。【壹】 最初的文学与期刊生涯

郑振铎先生出生于1898年12月19日，祖籍福建长乐，他的祖父在他出生前三年到浙江温州做官，所以举家迁往温州，他便出生在温州的盐公堂。因为祖父与父亲都是为人做幕僚，所以郑振铎幼年的生活虽不是富庶，但也温饱。可惜好景不长，7岁时，他的父亲得了重病，四年后去世。

郑振铎（1898-1958）

16岁时，祖父也去世了。家中顶梁柱的倒塌，使得孤儿寡母的日子十分艰难，他的母亲上要侍候婆婆，下要拉扯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坚强地凭着自己的双手帮人家缝缝洗洗，来挣点微薄的收入。母亲的心愿是要孩子“好好读书上进”，就算熬夜做工，也要让孩子上学读书。母亲劳作的艰辛深深地印在了郑振铎的心里，他暗下决心不辜负慈母的期望。上学的郑振铎家贫衣薄，爱流鼻涕，得到了“鼻涕佛”的绰号，同学们都嫌弃他。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黄小泉。这是一位和蔼、忠厚、热心而又十分开明的老师，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朋友，循循善诱、耐心开导，郑振铎先生在日后回忆黄老师的文章里说“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老师。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正是在黄老师的启蒙下，郑振铎爱上了读书和文学。

19岁那年的夏天，郑振铎离开了家乡温州，来到北京，投奔他在外交部任佥事的三叔郑庆豫，继续上学深造。当时的文科大学，如北大和燕大，学费都非常昂贵。三叔便劝他报考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一来公费学校学费低廉，二来毕业后的职业也有保障。虽是铁路管理学校，但他报考的这个班是新开设的“英文高等科乙班”，专授铁路管理课程，大多用英文教授，学校还增设了日文、俄文等二外课程。他就寄宿在位于东城的三叔家里，每天早晚徒步往返半个北京城，到西城的学校上课。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好地方，那就是位于米市大街金鱼胡同口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可以免费看书。这真是太好了，郑振铎便几乎天天去看书。在那里，他结识了新伙伴，有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他们都爱好文学，又都关心国是，因此谈起来十分投机。他们还组织了读书会，互相交流心得。更有益的是，他们开始自己写稿子、翻译俄文小说向出版社投稿，得到的稿费不仅够饱餐一顿，还可以用来买书。这大大改善了他原本清苦的生活条件。

在他毕业的那年，由他牵头，与沈雁冰（茅盾）、叶圣陶等诸位文学同好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学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反对封建复古文学，反对“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趣味文学，为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21年3月，郑振铎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被分派到上海火车站当练习生（挂钩员）。“铁饭碗”实在与他真正热爱的文学相距太远，两个月后，他便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找已经在那儿工作的沈雁冰，并在沈雁冰的引荐下来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面试他的是高梦旦先生，高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元老，日后也成了他的岳丈。高先生问郑振铎薪水多少合适，郑振铎朴实地说一个月60元也就够了，其时他并不了解商务编译所的薪水标准，否则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当时新来的编辑只有24元，资深编辑也不过50来元，可是爱才如渴的高梦旦先生竟毫不见怪，笑着答应了。

郑振铎到商务编译所工作，馆方安排他的工作是编小学教科书。他在编书的过程中，发现当时的中国十分缺乏适宜孩子阅读的全新儿童刊物，便提出创办一本儿童文学周刊《儿童世界》。开头几期的内容几乎全是他一人写的，他的好友许地山帮他写了一些儿童歌曲，许地山的哥哥许敦谷又帮他画了一些插图，文学研究会的好友们纷纷为他写稿，特别是叶圣陶，为刊物写了许多童话，后来结集为《稻草人》一书。他还改写、引进了许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如《伊索寓言》、《列那狐》、《竹取物语》、《安徒生童话》等。刊物越来越受到小读者的欢迎，甚至远销到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儿童世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为商务印书馆在经济上盈了利。

在他主编《儿童世界》一年以后，1923年，他接替沈雁冰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小说月报》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大型文学刊物，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堡垒，在当时的上海滩非常畅销。在担任《小说月报》主编的九年中，郑振铎发现并栽培了老舍、巴金等诸多优秀作家，而他自己也投入文学研究，逐渐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郑振铎的勤奋与才华，深得高梦旦先生的赏识，他亲自为郑振铎和自己的小女儿高君箴在西湖边安排了一次“相亲”。两位年轻人一见倾心，但“穷书生”与“富家小姐”的联姻遭来高家族人的反对，最后还是老丈人发话：“穷，不怕。我的女儿要嫁的是年轻有为的人，而不是钱！”【贰】抢救流散的古籍

1931年，郑振铎离开商务印书馆，来到北平，任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中文系合聘教授。1935年，又回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37年至1941年，淞沪会战以后，日本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上海进入“孤岛时期”，郑振铎为搜集和保护古书而奔走。1941年12月，上海全部沦陷，郑振铎化名“陈世训”开始长达四年的蛰居，蛰居期间以整理古籍为主，直到抗战胜利。郑振铎先生抢救古籍，可谓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那些在战乱中流散的江南各大藏书楼里的珍贵古籍善本，在郑振铎先生与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手中得以在战火中保全和留存。“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下来的古籍善本，是今天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的主体，徐森玉在致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信中赞扬他们“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原信今藏台北中央图书馆）。1958年，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而牺牲，他的家人根据他生前常讲的“我死后，这些书全部要献给国家”这句话，将他一生视为第二生命的近10万册珍贵古籍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叁】 购买陶俑、最后全部捐赠

1958年，郑振铎先生牺牲后，其家人遵其遗愿，将他的近十万册珍贵藏书全部捐献国家，由国家图书馆辟馆专

郑振铎先生购买陶俑，主要在1947和1948这两年。据郑先生哲嗣尔康先生回忆，早在1923年郑先生刚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时候，偶然在古董肆里见到了几件陶俑，十分喜爱就将之买下，其中有一匹三彩大马，见者无不欣羡。可惜抗战爆发，叠经丧乱，陶俑全都失散，大马亦堕地成为碎片，甚为可惜。1947年，郑先生编印《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一书时，深切感受到祖国古画流落国外者日多，涓涓不息，将成江河。因此，他发奋编成二十四辑《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以提高国人的警惕心。同时，他又觉得雕塑艺术的重要性不下于绘画，而汉唐的石雕和陶俑，流出国外者尤其多，特别是云冈、龙门、天龙山等石窟的雕刻，其佳作已尽在各国博物馆和私人的手中。国内汉、魏、六朝、隋、唐各代古墓所出的陶俑，亦是国外公私收藏家收购的目标，而国内收藏者俗视“俑”为不祥之物，注意陶俑的极少，因此听任流散。所以，郑先生认为“汉唐古画，今已绝不可得，而与古画有同等重要性的雕塑，则尚不难得到，且为值亦尚低廉。因发愿搜罗陶俑，阻止其外流。”（引自1952年6月16日郑振铎先生致周恩来总理信）

郑振铎先生在上海购买陶俑主要从郭懋仁、郭墨林父子处。郭懋仁（1875—1963），别名寿臣，回族，浙江嘉兴人，其祖父郭承勋、父郭小庭均为沪上书画篆刻家。清末举家移民上海松江县，1928年迁居市区明德里。郭懋仁与其兄郭书臣合资在沪开办“听涛山房”古玩店，抗战后“听涛山房”关闭。1956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郭懋仁生二子二女，长子墨林，次子锡麟。郭墨林（1906—1986），抗战前随父经营“听涛山房”古玩店。喜诗善画，擅墨竹，尤精文物鉴赏。新中国成立初，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1953年在上海大公医院山东枣庄医院工作，1972年退休返沪。晚年以写诗作画为乐。1986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郭墨林自传》里说郑先生“见到称心如意的古玩，记上账，拿了就走，很少当场付钱，以后有了钱，就还上，从不赖账。双方煞是信任。”1947年3月4日，郭墨林的名字首次出现在郑振铎先生的日记中:“四时许，至郭墨林处看‘俑’，价竟大昂，甚怪！”可见虽然是第一次出现，但应该并不是郑先生第一次去郭墨林宅，只因原本价廉的陶俑“价竟大昂”，所以才将此“怪”事记入日记。之后，在郑先生的日记中，与郭家父子的往来记录就甚多了。从公布的郑振铎1947年全年与1948年上半年的日记里还记录了另一种买俑的方式，那就是由郭墨林或其弟主动送俑到郑先生家，喜欢的就留下，改日再来取钱，不喜欢的也可改日再来取回。

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郑振铎先生捐赠的牛车和骑马男俑按背景照片中的样子陈列在一起。 达微佳 摄

郭墨林处的陶俑种类颇全，汉魏至唐各类俑皆有，材质涵盖泥胎彩绘、陶、三彩等，俑类除了常见的女俑、马、骆驼外，还有侏儒、魌头（面具）、牛车等不常见者，更有汉陶井栏、银釉陶瓶、画花陶碗等器物。不仅自家卖俑，郭墨林同时也为别的卖家穿针引线。1947年11月20日，郭墨林带郑振铎先生去禹贡“叶溯仲”处看蓝彩马等。“叶溯仲”即“叶叔重”，他是经营出口中国古代艺术品最大的私人公司——卢吴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吴启周的外甥，卢吴公司另一个合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卢芹斋。叶叔重曾长期驻扎北平为卢吴公司进货。1942年，叶叔重回到上海，以500万法币资本独资开设“禹贡古玩号”，以经营商周、秦汉青铜器、古雕造像和宋元名窑瓷为主，也是卢吴公司在沪出口文物的主要代理商之一。郑振铎先生去看了禹贡古玩店的陶俑，认为是非常好的，就是价格太高了，看中了的那些如果全部要买，就要花“大黄鱼”（十两一条的黄金）三条半，实在是可怕，所以只能忍痛割爱，挑选其中的一两件买。经过郭墨林的斡旋，二匹蓝彩马的售价谈到了550美元。很快，郑振铎借到了一笔巨款，郭墨林旋即取去。次日，二匹蓝彩马送来，郑振铎感慨“绝佳。然既得之，又便生幻灭之悲哀矣。” 因为这约定了一个半月以后要还的巨款，还不知道怎么个还法呢！还有一位叫丁惠康的医生，也热衷于收藏陶俑，在郭墨林的牵线下，郑先生也经常到丁医生家看俑。丁惠康（1904—1979），江苏无锡人。

1927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科。1928年和1934年，先后在上海创办肺病疗养院和虹桥疗养院。1935年，德国汉堡大学授予他医学博士学位。丁医生既是医生，也是文物收藏家，曾经出售40幢房屋用以收购历代名画与文物。丁医生收藏的陶俑非常精美，有三彩大马、女俑等，尤其是一件女坐俑，色彩鲜艳，面容秀丽，要价超过黄金十两，郑先生仍觉得物有所值。丁医生也出售一些他的收藏品，曾经安放在太和殿内展出的唐三彩马，就是郑先生从丁医生那里买来的，同时展出的另一件三彩大骆驼，则是花12两黄金从一位朱姓医生那里买来的。郭墨林还为郑先生进行文物真伪的把关，汉学书店的老板郭石麒曾送来一匹六朝骆驼俑，骆驼上还坐着胡人，郑振铎觉得“甚佳”，但郭墨林鉴定其为新物，就只能又还了回去。作为资深古董商，郭墨林的文物装箱打包技术也极为擅长，1948年3月，郭墨林帮助郑先生将收藏的陶俑运送了三箱去台湾参加展览，4月10日俑箱送回，拆开一看，除了有一个俑头落下外，其余皆完整如初，在那个时代实属不易。因此在1952年郑振铎先生提出将所藏陶俑全部捐献国家后，也是由郭墨林负责打包装箱，将这些陶俑从上海安全运到了北京。

郑振铎捐献给国家的陶俑。华胥摄

如此地收购陶俑，交款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时的郑振铎靠编书来取得报酬，但他同时还要抢救古籍善本，1947年、1948年的物价飞涨，连生活费都困难，购买陶俑更使他捉襟见肘。这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见到：“惟款尚未知从何处得到耳。（1947年4月25日）”、“款尚不知在何处，颇有举鼎绝膑之感。（1947年5月2日）”他曾对一位看到他忽然大量集俑而感到奇怪的朋友说：“你大概很奇怪吧！最近几个月上海古董市场从北方涌现出不少古明器陶俑，外国人收买了很多，古董商人也纷纷收购盗运出国。为了减少这批珍贵文物流出国外，所以尽量收购了一些，经济上已是罗掘俱空了。”郑振铎先生只能以努力地编书、写文章来筹取购俑的款项，他以个人微薄之力，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亦从帝国主义者手中夺回不少好东西！”

郑振铎先生从搜集陶俑之初就立志编一本陶俑图录，从1947年6月起，他就请人陆续为陶俑照相制版，一直持续到了1948年6月。1948年初，郑振铎先生开始编撰《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一度图版皆已就绪，就等序和说明一写好，就可以出版了。但是时局紧张，郑先生于1949年2月离开上海，图录的出版便被搁浅。新中国成立后，郑先生忙于公务无暇出书。好友郭若愚了解到此书之所以迟迟不出，是由于“说明”尚未写好，便主动请缨代劳。后来虽然“说明”写好了，还请郭沫若先生题写了书名，不料负责代管图页的刘哲民先生陷入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郑先生在1958年遭空难殉职，此书的出版再告中断。后来，幸亏他的学生、当时任上海文化局局长的方行将此图录的全部散页委托上海图书馆保管，直到1986年才在方行、刘哲民和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的帮助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物是人非，唏嘘不已之中，此书的出版仍可庆幸。

1952年6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致信周恩来总理，提出将家中所有陶俑捐赠国家的心愿，尤其是为故宫博物院，特别需要陶俑类文物来丰富其藏品的艺术门类。同年底，655件郑先生捐献品入藏故宫博物院。此后，他遵照“瓜田李下”的古训，身为文物局长，再也不收集任何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