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市”，在明朝指官员行刑的地方，具体地址位于北京西四牌楼附近。按照《旧京遗事》的记载，西市存在约有两百多年历史。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西市就此登上历史舞台，后来，明朝覆灭，“西市”则被满清政府迁移至外城，成为我们耳中常听的“菜市口”。

自此，“西市”则被取代，正式从历史中消失了。

其实，严格来说，明朝的“西市”有两处，它们对于刑罚的要求亦不相同。比如：行刑时，手段分为“杀”和“剐”，被杀的官员会被带到西边牌楼，被剐的官员则是到东边牌楼受刑。俗话说“杀在西来，剐在东。”公开处决时，除了有监斩官在场，还会允许百姓围观，主要目的是为了震慑歹人。场地中会立有一根很高的木桩，犯人被杀后，会直接身首异处。

这种死法，看似很残忍，其实是较为舒服的死法。与之相比，剐刑则显得凄惨许多。何谓剐呢，顾名思义，就是一刀一刀割犯人的血肉。正常情况下，会依照罪行设定所割刀数，无论多少刀，都要保证最后一次使身首异处。显然，剐与杀本质上是相同的，不过，它的刑罚过程却是极为残忍，折磨肉体的同时，也会对身心造成巨大的摧残。

《旧京遗事》记载：“公开处决犯人时，旁边需有锦衣卫、理刑官、刑部主事等人，用以保证没有滥杀错杀的存在。待处决完成后，还会有官员进行验尸检查，要求不得留有全尸。”所以，“西市”又是明朝时期，最为阴森血腥的地方。

下面我们用例子来进行说明：

明正统时期，即：公元1449年。由于，明英宗对敌行军中，大意贸进，导致被围土木堡，自身被瓦刺军所擒。土木堡之变，瓦刺军擒住了明朝皇帝，令他们军心大振。不久后，瓦刺军即集中力量，围攻北京城。

在此危急关头，兵部侍郎于谦临危受命，率领城内军民抵御外敌、保卫都城。与敌作战时，他自身亦身披甲胄，冲锋陷阵，斩杀诸多敌兵。值得一提是，于谦还指挥士兵，用神炮攻击敌方将领。此战中，瓦刺军首领也先的兄弟孛罗被打死，瓦刺军死伤高达上万人。

京城保卫一战，极大重挫了瓦刺军锐气，保住了皇城，于谦可谓是功不可没。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功勋之臣，却依旧难逃凄惨下场。战后，瓦刺军首领也先深知明室强大，不敢得罪，便把挟持的明英宗放回。后来，明英宗在复辟之争中，听信他人奸言，把于谦押至“西市”杀害，史载：天下冤之！

相传，在于谦身死的那日，天气阴沉，京郊附近的百姓们主动带着酒纸，在西市哀悼这位抗敌功臣。其中，有一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曹吉祥发怒，鞭打他，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酒在地表示祭奠。

历史上，除了于谦还有一位知名的官员死于此地，他就是明朝名将袁崇焕。袁崇焕对于明室之功，可以说不输给于谦。他曾经率领军队驻守宁远城，数次抵御后金军队的围攻，直至努尔哈赤身死时，此地依旧掌控在明室手中。其后，袁崇焕又在宁锦一战中，击败皇太极。

崇祯二年，后金军队避开明军设立的防线，由蒙古方向借道，挥兵直入，北京瞬间暴露在敌人面前。军情传至驻守在辽地的袁崇焕部，他紧急下令军队集结，火速返京驰援。最终，袁崇焕部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军队遭遇并交战，经过一番激烈厮杀后金军队溃败，京师危机就此解除。

可以说，这次若没有袁崇焕的及时营救，皇城或许危在旦夕，足可见袁崇焕功比于谦。但皇太极自知袁崇焕军事能力出众，是后金征服中原的重大阻碍。于是，他利用反间计，诱使崇祯皇帝把袁崇焕囚入大狱。次年，明室以“欺君之罪”把袁崇焕凌迟肢裂于“西市”。

京城的百姓并不知道事实真相，以为袁崇焕犯了通敌之罪，遂人人对其恨之入骨。袁崇焕死后，周围的百姓涌至刑场，把他的尸肉尽皆分食，边吃口中还辱骂不断。至清朝时期，清人在编修《明史》时，方才把真相公之于众，此刻天下百姓方才恍然。

原来，袁崇焕是位民族英雄，死得确实冤枉至极。努尔哈赤之后说道：“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余大成也曾说：“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允绝，圣世谁复为《金陀粹编》者？”

除了以上两位，死于西市的犯人还有诸多历史留名的人物，如：嘉靖年间参与宫变弑君的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因弹劾奸臣严嵩而获刑的兵部武选员外郎杨继盛等人，皆是受杀剐之刑而死。

据史料可推测，西市只存在了两百多年里，没有人知道这里处死了多少犯人，只能用不计其数来形容。当然，这里并非每日都有处决之事，有时看案情或犯案率，除去死于政治权谋的，剩下基本是罪大恶极之辈。

况且，古时有些罪行，一人犯罪全族株连，常有数十人一并受刑的场面，所以，死者甚众，难以统计。最后，至于经常说的“午门斩首”是高官大元才配砍头得地方，一般平民百姓是不会有这种“待遇”的。

参考资料：

『《明史》、《名臣于谦小传》、《袁崇焕传》、《“西市”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