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峻之乱爆发于咸和二年（年），由历阳内史苏峻发起。《晋书》卷七《康帝纪》载：“（咸和二年）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约、历阳太守苏峻等反。”苏峻之乱不同于王敦之乱，王敦乃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而苏峻是南来流民帅的领袖。王敦之乱时，晋元帝司马睿没有强大的军事能力来平定，于是就借助这些流民帅的兵力，但司马睿对这些南来的流民帅不够信任，怕难以驾驭，把他们留在淮河南北，不使过江，不许他们入建康等重要之地。这样就激化了皇权与这些流民帅之间的矛盾。

《晋书》卷一《苏峻传》载：“王敦作逆，诏峻讨敦。卜之不吉，迟回不进。”由于这些流民帅不被信任，自然不会尽全力来帮助司马睿平定叛乱。反而趁着动乱来加强自己的势力，于是“（苏）峻颇怀骄溢，自负其众，潜有异志，抚纳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辄蔽匿之。众力日多，皆仰食县官”。这些流民帅收纳逃亡之人，就与江东世家大族存在着人口的争夺。对于这些流民帅，江东的世家大族都比较排挤，更不可能会支持他们的叛乱。在苏峻之乱中，作为江东世家大族的代表顾众在一开始就站在反对的立场之上。

《晋书》卷七六《顾众传》载：“苏峻反，王师败绩，（顾）众还吴，潜图义举。时吴国内史庾冰奔于会稽，峻以蔡谟代之。前陵江将军张哲为峻收兵于吴，众遣人喻哲，哲从之。众乃遣郎中徐机告谟曰：‘众已潜合家兵，待时而奋，又与张哲克期效节。’谟乃檄众为本国督护，扬威将军仍旧，众从弟护军将军飏为威远将军、前锋督护。吴中人士同时响应。”前面已经提及，江东世家大族虽然地位不如孙权时期，但是仍然保留着很强大的军事势力，故司马睿过江建立政权，王导才建议必须拉拢这些江东大族，得到江东大族的支持。而当时的东晋王权衰弱，王师力量弱小，苏峻叛乱，王师战败是在意料之内的。而作为江东大族的顾众，当王师一败，他就还吴集结兵力“潜图义举”，这样积极的坚定的反抗态度，不同于王敦之乱的被动观望。

而“吴中人士同时响应”，可见吴中人士都是公然响应反抗苏峻。比起王敦之乱时吴中人士暧昧不明的态度来要明朗许多。从东晋立国之初到苏峻之乱被平定，短短的十年时间，南方大族在开始的排斥到现在的礼让，前后有着较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肯定跟南北士族之间一定的地域意识的形成是分不开的。“三乱”是本文中论及到的陈敏之乱、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顾氏人物在平定这三次叛乱中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这三次叛乱都是发生在江东土地之上，对江东的局势影响甚大。顾氏乃江东头等大族，几乎能影响和左右着对江东局势，可以说他的利益与江东的利益紧紧的结合在了一起，于是顾氏人物的每一个决定都和江东的利益有关。

陈敏之乱中，顾荣一开始的态度是想拥护陈敏立足江东，这点王永平在他的《江东士人与陈敏之乱关系考实》一文中论说：“起初顾荣等四十余人受任将军、郡守，与陈敏有一个合作的过程，后由于形势变化，惧于各种压力，终于放弃割据之念，转而‘潜谋图敏’。”这样的论述无疑是附和历史史实的。上文对顾荣的态度也论述了很多，和王永平老师所论述的有异曲同工之处。参与王敦之乱的顾氏人物主要是顾众，顾和亦参与其中，态度取向与顾众无异，故不论及。顾众在王敦之乱中，主要是持有一种不支持亦不反对的中间态度。他的这种态度和江东大多数大族的态度相同，而他们的这种态度无疑助长了王敦叛乱的气焰，使得王敦顺利的进军建康。顾众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中间态度，并不是支持王敦之乱，而是对司马睿采取刘隗、刁协的“刻碎之政”，打压大族的利益的政策的一种不满。

如果王敦之乱迅速的被镇压下去，皇权政治在此时肯定会加强，而皇权的加强势必会继续打压这些大族，这样便同这些大族的矛盾存在一种被激化的可能。为了不让这样的局势发生，顾众等江东大族对王敦之乱便采取了这样一种暧昧不明的做法。但是一旦王敦想打破这种皇权政治，那么世家大族与皇权的矛盾就转变成了世家大族与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所以当王敦想要篡夺皇权时，这些世家大族的态度就明朗起来，江东大族纪瞻引荐流民帅郗鉴来牵制王敦就是这些江东大族反对王敦的重要一步。

苏峻是北方流民帅的代表，与南方士族的同化时间较短，所以跟南方的这些世家大族磨合不够，自然被南方世家大族排挤。故苏峻之乱中，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顾众和北方较早南下的世家大族的代表蔡谟积极组织家兵来平定此次叛乱，不得不说经过十几年的南北地域文化的融合，南北意识渐渐淡薄，皇权意识开始上升。南北士族在地域上达到了一种共同的认同感。葛洪虽然对南北文化的融合持有一种排斥态度，把这种融合讥讽为“吴地之化为晋域，南民之变为北隶也”，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让“今普天一统，九垓同风，王制政令，诚宜齐一”这种融合现象的，我们不仅可以从顾氏人物对待“三乱”态度变化中看出，也可以从顾氏家族的家风思想的变化从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