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隋炀帝的思想，是否为唐朝经济文化，奠定了基础？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平陈后,结束了东晋以来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朝的统一为南北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大批南方文人和北齐文人的加入使南北朝后期己经出现的这一大融合的趋势得以加速发展。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隋代虽然国柞不长,但使得数百年的分裂得以结束,为后来整个唐代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在隋代的统一过程以及隋代后来经济文化的发展中,隋场帝杨广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儒教、道教和佛教在中国历来被称为三教,中国人的思想很少有未受其影响的。然而从三教发展史中可以发觉,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对三教信仰的侧重点大有不同,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三教的排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儒家思想历来是我国的正统思想,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发展,在中国土地上渐渐壮大。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分裂,三教在南北方发展也有很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儒教:晋室南渡后,江左玄风大盛,王弼、何晏兴起的玄学在江左得到很大的发展,竹林名士“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异端”思想在江左得到继承和发展,儒学逐渐衰退。而在北方,北方世族悟守东汉以来儒家传统较为严格,儒门宗风得到保存。道教:黄巾起义时尊奉的太平道在孙恩、卢循起义失败后反抗性逐渐削弱,渐渐为统治者所利用。这时南方有葛洪、陆修静和陶弘景为代表的南天师道。北方则有寇谦之领导的北天师道,北方天师道受儒学影响更深,而南方天师道则受道家思想和玄学影响更深。佛教: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在南方和北方的发展也不相同。南方重义理,其表现是在思想领域更为活跃;北方佛教更重功德,表现为大兴土木,兴建寺庙、佛塔,僧侣数量也远远超过南方。佛教在南北朝得到大的发展,其影响在民间也远远超过儒道。

隋代平陈之后使国家重新统一,经济迅速地向前发展,但长期以来由于地域隔阂引起的南北方人民意识形态的矛盾并没有立即消除。南北朝时,天下大乱,人们缺少统一的思想,隋朝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国家的统一也要求意识形态领域从多元到一统。

这时期中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思想家出现了,儒家产生了文中子王通和他的“开贞观之治”的“河汾学派”;佛教中产生了智者大师和他的“天台宗”,另外还形成了吉藏的“三论宗’。

然而同样是大思想家的王通和智顺的命运却不相同。文中子王通遭到隋朝两代帝王的冷遇。仁寿三年,王通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结果未能见用。王通二入长安在大业初年,这次连场帝面都没有见到,王通只得作《东征歌》而归。对于智颁则不然,杨广多次去请他出山,赐号“智者大师”,而执弟子之礼,以国师相待。

杨广为什么重智颁而轻文中子呢?前人对此论述显然不够充分,其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论述中得到充分说明。

首先,从时代背景看。魏晋时期,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注儒家经典,致使玄风大盛。晋室南渡后,竹林名士之风大盛于江左,导致江左儒学衰微。在北方,儒学为北方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所烙守,但在民间则不然,北方长期为五胡所统治,五胡统治者大兴佛教,现存龙门、云岗、敦煌等石窟大部分皆是当时所造。隋唐时期,民间信佛者居多。《隋书经籍志》载:“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北周武帝灭佛时,僧尼还俗三百万人。可见没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不会有如此众多的人出家。胡如雷先生认为周武帝灭佛大大伤害了群众感情,削弱了宇文氏的统治基础,有利于杨坚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以崇佛为手段夺取政权,并在隋唐建立后相继以此来巩固其统治,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南方,玄风大盛后,儒学衰落。隋文帝杨坚用苏威在全国推行“五教”(“五教”为父义、母爱、兄友、弟恭、子孝),文帝推行“五教”的目的,对于北方来说,是用来加强儒家纲常伦理思想的传播;对于南方则是用来控制思想文化阵地,否定江左世族在思想文化领域鄙视北方人(因北朝长期为五胡所统治)的传统。苏威在南方宣传“五教”的过程中,强调人人必读。

这大大伤害了南方士族和人民的感情,因而在南方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汪文进、高智慧等先后在南方建立独立王朝。当时江南人约有六十万户,而先后竟有三十余万人参加这次反抗,“开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师临吊,乃拒官军,羽檄竟驰,兵场逾盛,时元帅杨素整阵南驱,寻便瓦散,俘虏诛剪三十余万”。

如此广泛的反隋斗争,是不可能完全用武力镇压的,.当时南人反对隋朝的“五教”,他们每攻克一个州县抓住隋的县令时,都要“或抽其肠,或膏其肉食之”,还恶狠狠地骂道:“更能使侬诵《五教》邪”。因而,要完全征服南方人,必须从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上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