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秦汉历史的精彩故事情节，千万不要错过噢！消灭了公孙述、卢芳割据集团，刘秀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一个全新的王朝得以确立。刘秀是汉室宗亲，再加上称帝以来一直以恢复汉朝江山为口号因此他仍将自己创立的王朝称为汉朝。后世往往将刘秀建立的汉朝称为后汉，又因定都洛阳，亦称之为东汉。为了表明自己是继承西汉的正统王朝，刘秀在统一天下后，立刻颁布诏书恢复汉朝制度。王莽所推行的各种制度被全部废除，重新实施前汉的制度。被王莽罢废的西汉诸医土，王子侯，都重新封置，刘氏宗室的种种特权也得以恢复刘秀还效仿刘邦，把子弟分封为诸侯王，让他们镇抚关东，作为新王朝的藩属。

刘秀还派人前往关中，整修西汉帝陵，把长安残存的典籍、文物搬运到洛阳，那个被王莽消灭的汉朝似乎真的复活了。刘秀做出的种种努力，其目的是恢复汉朝的统治秩序，但在全面继承汉朝制度的同时，西汉末年严重的社会危机也被承袭，那就是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而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仍然会有爆发绿林、赤眉之乱的可能。对此刘秀心知肚明，所以在重建国家制度的同时，他也在努力调整政策，试图建立更为稳固的社会秩序。早在刘秀称帝之初，就宣布解放奴婢。但当时的刘秀只控制有河北地区，这条法令其实不过是新王朝展示解决奴婢问题的决心，起不到任何实际效力。

建武六年，刘秀基本平定了关东，下诏赦免王莽时期因罪被罚没为奴的吏民此后赦免官奴婢成为刘秀配合对外征伐战争的政治策略，每当刘秀征讨割据政权时，首先会发布诏令，赦免对方境内的官奴婢，其用意是瓦解、分化对方的抵抗力量。等到完成天下统一，赦免奴婢的行动也随之停止。刘秀免奴婢的政策主要实施于官奴婢，对于大量依附于地方豪强的私奴婢，则没有予以免。对于这部分私奴婢，刘秀主要采取提高人身地位的办法。建武十一年，刘秀先后下达三道诏令，规定不得杀害、虐待奴婢，一些针对奴婢的严酷处罚条令也被废除建武十五年，刘秀决定采取措施解决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地方土地的实际占有情况。

刘秀遂于当年下令，要求各郡长官彻查地方的土地状况，即“度田”。豪们都知道“度田”是在为日后清算土地做准备，于是勾结地方官员，隐瞒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当时陈留太守派遣属下去朝廷汇报“度田”执行状况时，告诚属吏到了朝廷，可以打听其他郡的度田情况，但千万不要询问河南郡、南阳郡的情况，还在一块木牍上写下“河南、南阳不可问”的字句作为提醒。但属吏到了洛阳后，一时疏忽，把这块木牍随着其他文书一同上交朝廷。刘秀看到这块木牍，叫来陈留郡属吏询问缘由。属吏百般抵赖，说木牍是在街上捡到的，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时正在一旁的皇子刘阳说道:“这应当是陈留太守告诫的话，意思是河南郡为帝都所在，居住着朝廷高官；南阳郡为皇帝家乡，居住着皇亲国戚。

两地土地逾制的情况非常严重，千万不要询问度田的执行情况。”这个故事说明当时“度田”不实乃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为了贯彻度田，刘秀处死了执行政策不力的河南尹和十几个郡守，继任者迫于压力，不得不强行推行度田，结果导致一些豪强的武装反抗。刘秀见状只得取消度田，其试图解决土地兼并的举措不了了之。奴婢和土地问题不能有效解决的根本原因是，刘秀建立的王朝代表着地方豪强的利益刘秀本人也是地方豪强出身，他能够统一天下正是获益于各地豪强地主的支持。而刘秀为了能够尽早实现全国统一，当时也给予地方豪强种种承诺。土地和奴婢是地方豪强的根本利益所以两个问题在东汉王朝并不能得到切实解决，而只能任由其发展。

虽然上地和奴婢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但刘秀还是竭尽所能地调整统治政策，缓和严重的社会矛盾，出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建武六年，刘秀下诏降低田租为三十税一，恢复到了文景时期的薄税水平。另外，每当地方发生灾害，刘秀也会下诏减免税收。这些举措可减轻百姓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刘秀对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的吏治腐败深有感触，所以在国家政治逐渐平稳后，亲自参与地方官员的选任，不称职的官吏得到罢免或惩处，而有才千的官吏得到任用和提拔，因而在建武末年社会上涌现出一批鼓励生产、传播礼教的循吏，官场风气有所改观。刘秀还推动政府精简机构，于建武六年下令各州刺史裁减地方官吏，还废掉了四百多个县。

对于中央官署也实行精简，建武十三年刘秀下诏撤销左右将军一职，其他官署属吏也有所裁撤。刘秀带头推行节俭，从不在个人享乐上耗费财力，外国进献的良马美器，分别派发给各官署使用。西汉时期在关中修建的行宫离苑，大多被罢废，田地交给百姓耕种。西汉时期，皇帝十分注重陵寝的修建，曾有全国财税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营造皇帝陵寝的说法。刘秀则明确表示，自己要效仿文带，不在陵寝上投入过多财力，直到建武二十六年才营建陵寝，还对陵寝的规模做了限制。刘秀的舅舅樊宏死后，采取薄葬，得到刘秀的嘉奖，号召近臣宗亲效仿，尽可能避免铺张浪费刘秀采取的减免赋役、改善吏治、提倡节俭等做法，用意是缓减社会矛盾，这只是稳定新王朝统治秩序的一个方面。

刘秀也有严苛的一面，就是通过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强化皇权，削弱地方势力，避免割据局面再度出现。在建武六年平定关东后，刘秀下诏取消郡尉一职，地方军队转由郡守统领，到了第二年又宣布解散地方军队，刘秀此举是防止新莽末年地方官员拥兵割据的现象重现出干强化对地方官监控的考虑，刘秀恢复了西汉的州制，派驻刺史，前面提到幽州刺史朱浮因严苛督查渔阳太守彭宠，而导致其反叛。建武十一年，刘秀又重新划分各刺史的监察范围，因当时北方诸郡还在卢芳集团的控制下，所以没有设置朔方刺史。而刺史的权责也大大增强，不仅监察官员，还可以参与地方人才的选举和官员的任免。建武十三年天下统一后，刘秀下令解散各功臣的军队，只保留部分军队作为中央军由朝廷直接调配。

吴汉、耿弇、邓禹等战将被刘秀优容起来，不再统领军队。至于边疆地区的屯戍军队也不再由郡守统领，而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将军统领，实际上把边防军也纳入中央军系统。除了消除地方势力，刘秀还收夺三公的权力。王莽辅政时期建立了三公制度，三公成为朝廷官制序列中的最高官员，拥有很大权力。刘秀称帝后，没有废除三三公成为虚职，只用来优容功公制，但却不断收夺三公的权力。到了建武末年，臣元老，对朝政已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与之相应的是，尚书的地位迅速提高，尚书令的秩级由六百石提高到千石，办事机构也得到扩充，下设六曹分管各类国家事务，其职能与西汉时期的丞相府无异。全此，尚书台由皇帝身边的秘书机构转变成为国家行政机构，在东汉政治生活中只有被皇帝加“录尚书事”头衔的三公，才算得上真正的实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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