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起兴，想要再把《史记》读一遍，这两天在了解太史公司马迁的相关情况。在大致了解之后，想到了两个词：忍辱负重和炳耀千古，可以用来形容太史公司马迁，即忍辱负重的司马迁写出炳耀千古的《史记》。

太史公司马迁（资料图，来自网络）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太史公自序》）。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有两种说法，即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 或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或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

这里说一下关于历史上某一个东西，在后来研究考证的时候出现多种说法的选取问题。从古代到现在，关于某个事件或某个物件，尤其是越著名的，研究的文人学者就越多，或因为掌握的资料问题，或因为个人选择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研究的时候，我觉得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是比较科学的，利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即利用书本上已经记载的文献材料，辅以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材料相互印证，以得出更准确的结论。在取舍的时候，当然是有明显谬误的及时舍去，有一定道理的可以都保留，以作为参考。如果没有特别的把握，还是不要太绝对去确定一样东西，也许不久之后考古发掘出有利的证据，会实力打脸。而且，一旦以某种说法为基础，去推断后面的事情，当那种说法被否决，那么后面所有的推定都将被否定。所以，还是兼容并蓄，都列出来，作为一种参考罢。

不论司马迁出生在哪一年，他“年十岁则颂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太史公自序》）。也就是说，二十岁之前，他是主要在于读书、学习，二十岁以后，开始到各地去旅行。而他的旅行，不单是旅游，而是到一些古都遗址，按照书籍上的记载，去寻访文化遗迹，进行调查考证。此后数年，他游历甚广，足迹遍布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湖南等地。考察途中，实地勘验古迹，寻访古风民情，收集历史资料，开拓眼界世界观。

游学回归长安后不久，司马迁便入仕，做了汉武帝的侍从——郎中，跟随汉武帝出巡、祭祀，又到过很多地方。之后，更受武帝派遣，奉命出使，到过今天的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太史公自序》）。

等他出使归来时，他的父亲司马谈却病危了，他赶到周南（今河南洛阳一带）见了父亲最后一面。在这最后一面，司马谈将自己未完成的心愿——写一部记录孔子之后的几百年间历史的兴亡衰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太史公自序》）的著作——托付给了司马迁，“执手而泣”，恳切嘱托，“迁俯首流涕……”（《太史公自序》）而答应。

父亲死后三年，司马迁子承父业，做了太史令。履职后，先完成朝廷给他的任务，修订历法。历时三年，新的历法修订完成。之后，司马迁开始投入他准备已久的《史记》的写作。这一年，他四十二岁。这一写，就是六年，然后就发生了那件改变他命运的“李陵事件”。事件具体不说了，只说司马迁因此受累，被关进了监狱，并于次年被处以腐刑（宫刑）。

受宫刑，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对司马迁这样一个遍览古代英雄侠士、胸怀大志向的史官世家之后的人来说，更是极大的打击，对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是严重的摧残和折磨。这一点，他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书信中曾有激愤表达：“……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

之所以没有“引颈就死”而选择宫刑，是因为他的《史记》还没有写完，他对他父亲的承诺还没有完成。虽然有很多人看不起他，并为当时社会所不齿，觉得他受辱而活，是贪生怕死，是苟且偷生，大丈夫应当“不辱”“守节”。

但在司马迁看来，“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为自免，卒就死耳”（《报任安书》），就这么死了，才是没有价值的，会以一个默默无名之辈被历史所湮没遗忘。“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他是身负不羁之才，继孔子作《春秋》之志，“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像庸夫俗子一样“死节”，“不辱”很容易，但司马迁知道，他要写的《史记》的伟大，他要为了它而受辱，耻辱的活着，忍辱担任中书令，出入宫苑，去接近先前搜罗的无数，图书资料，以完成他的《史记》。

出狱后，司马迁忍辱发愤，呕心沥血，潜心写作，又写了八九年的时间，才基本完成。之后，在回他朋友任安的信中，讲述了自己忍辱负重写作《史记》的原因。

此后不久，太史公司马迁离开了人世，他忍辱写就的《史记》流传了下来。

两千余年来，一代一代的文人学者从《史记》中汲取营养，它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块亮丽瑰宝。

斯人已逝，他留给我们的《史记》却炳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