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虽然不是皇帝，但是他的知名度却不比皇帝小。在他一生中发生过很多值得一提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他和李元度之间，那三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看过曾国藩日记的人对这段历史故事可能更熟悉一些，曾国藩在第二字弹劾李元度的时候，那时自己的实力一度达到了顶峰，在朝中的威望也非常高。李元度为了和曾国藩搞好关系，主动为曾国藩寄来一封信，表示了对曾国藩的问候，以及各种赞誉，顺带着，在心中提到了曾国藩弹劾自己的事情。

曾国藩看过信之后，察觉到李元度并没有因此恼恨自己，或者说不敢恼恨自己，同时想自己表达了示好修和之意，所以他在日记中写了关于看过这封信之后的想法，说李元度写的这封信，用词非常工整，提到了我之前参奏他，我看到他写来的信之后，心里稍微感到有点不安（或者说有愧，不过程度很低）。但是，虽然如此，他却并没有放弃继续弹劾李元度，不过这次并没有把直接目标对准他，而是在弹劾陈由立郑魁士时，顺带着把他也裹了进去。陈由立是福建总兵部下的一个副将，本应该老老实实协助上司出力，但是在认为个人待遇不好的情况下，“跳槽”跑到了河南，去投奔那里的巡抚郑元善。所以该治个“见异思迁”、“见利忘义”之罪名，如果不治罪的话，很容易在军中形成连锁反应，其他将士学样，后果非常严重。

郑魁士是在安徽和浙江等地带兵的一员总兵，战场上十分勇猛，很有威名。但是曾国藩弹劾他，说他平日不服上司管理，经常顶撞上级，不遵守军中规矩。如果遭到上司批评，则装病不理军务，这种行为和弃军而逃没有任何分别。而且顶撞提拔自己的上司，故意和他们危难，也同样有忘恩负义的罪名，理应治罪。但是说起来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和李元度扯不上关系啊，怎么又顺带着把李元度也给参了呢？原来曾国藩对陈由立做出的“见异思迁”评语，也正好是李元度身上的一个标签。李元度之前自作主张，没有经过上级批准，就自己去了江浙地区，而且更兼有目无上级的罪名，犯了背弃原主之罪，也同时犯了曾国藩的大忌，怎么能不再次弹劾他呢？

曾国藩弹劾李元度，除了继续发泄他对李元度的愤恨，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把李元度当成一个负面教材，给湘军所有将士看看，如果私自改换门庭，“背叛”自己，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就算曾国藩自己本心原谅了李元度，但是他依然不能停止对他的弹劾，必须要让他“死的很惨”，不然不足以对先有的湘军将士产生震慑，使他们不敢轻易“跳槽”。还有一点，我们从曾国藩弹劾这三人的奏章上，也能看出来曾国藩很“匪夷所思”的逻辑。他在奏章中评价这三个见异思迁的人，所举的例子，都是古时候叛国的人。比如莒仆，从自己的国家，叛逃到了鲁国，那样的话确实算是叛国。但是在评价李元度等三人时，用这样的例子明显是不合适的。

因为这三个人即便是有“跳槽”的行为，也不过是在本国内之间换老板，虽然领导人发生了改变，但依然是为清廷出力，并没有逃到外国。所以再怎么说，也不至于落得个叛国的影响。这种观点的问题曾国藩自己心里肯定也更清楚，至于为什么把他们和以前叛国的人挂上钩，无疑也是生怕罪名轻，整的他们不够惨而已。虽然如此，但曾国藩心中依然知道，李元度本身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太不把自己非常看重的政治派系当回事了，又或者说，在李元度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派系、军事集团，大家同为朝廷出力，跟在谁手下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曾国藩心中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屡次弹劾李元度，对他来说可能有点不公平，更何况李元度还两次救过自己的命，如今却一次一次受到自己的伤害，心中也很有一些不忍。但是，不忍心归不忍心，曾国藩又不能停止对李元度的弹劾，不能让他有好的下场。因为如果自己不把他弹劾倒了，就不足以证明自己的权威地位，不足以证明自己的政治存在感，更加不足以让湘军集团都紧紧的围绕在自己身边。

所以李元度在这样的夹缝中，只好作为一个坏榜样的角色出来，一辈子都因为离开了湘军受打压，即便之前有再多的功劳，在这一件事的错误影响下，终身再难抬起头来。李元度并没有为后世留下什么日记之类的，能表达他想法的作品。但是曾国藩有，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下，曾国藩明着弹劾李元度，生怕他在离开湘军后，再登上更高的地位，获得比在湘军时还好的下场。另一方面，却在自己的日记中，频频写下他的名字，表达自己对李元度，对这位昔日救过自己两次的贤者的愧疚，和对自己不得不这样做的重重无奈之情。直到老后，还一直把和李元度之间的斗争经历挂在嘴边，时常说起，自己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这位昔日救过自己姓名，后来又遭到自己毫不留情的迫害的李元度。

俗话说“当差不自由”，这话一点不假，小官不自由容易理解，但即便是一个做到相当级别的大官，也同样的不自由，甚至比小官更加不能左右自己的行为和命运。因为他们虽然地位很高，但是依然也要面对自己无法左右的难题和困境，曾国藩和李元度之间的矛盾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