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社会有了新的形态和更细的分工，“隐”便成了一句空话，也许海德格尔阐释下的“诗意栖居”，更令人神往和心动。

听惯了城市的喧嚣，想找个宁静的地方歇歇，突然，触动了思念古人隐居的神经。

古人都隐到什么地方？有什么特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捋了捋思绪。

为了寻求平静，古人多有远足之举。有趣的是，不管跑多远，基本上不脱离原来的生活圈，这样一来，隐居遂有了南北之分。

北方多山，每天，樵夫上山砍柴，唱着小曲，累了，歇歇脚，渴了，喝口山泉。回到茅庐，点燃炊烟，一顿山蔬野味，饱腹后鼾然大睡。这是何等的惬意！

北方的士人开窍了，原来还可以这样生活，于是，学樵夫，走进山林。吃饱了，观风，听雨，看夕阳，望明月。寂寞了，邀上好友，品茶，挥麈助兴。说累了，摆上纹枰，美名其曰：手谈。这一谈不要紧，从春天又回到了春天。好事者看了，编了个樵夫王质的故事。王质到山中砍柴，看仙人下棋，回到家中，已过百年。

南方多水，渔父伫立江渚，一网撒下，鲜活的鱼虾尽收网底。乏味了，篙击船舷，催鸬鹚入水，等候收获。或者，披一身簑衣，夏听荷塘蛙鸣，冬看苍苍蒹葭。饿了，取上一瓢江水，煮一锅杂鱼，贴两块面饼。

南方士人一看，学着渔父的模样，走进了江湖。想振兴楚国却难展抱负的屈原，在流放的路上吟唱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听到屈原的歌声，劝慰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歌有两层含义，一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既然楚国不留你，你到其他国家一展身手吧。二是如果你不想离开楚国，可以到沧浪那里休养。屈原不听渔父的劝告，跑到汩罗江自沉了。这一沉不要紧，大家纷纷祭奠，赞赏他忠贞不二、至死不渝。打那以后，渔父也成了南方智者的象征。

江湖太小，大海辽阔，当看到无边无际的大海时，人们又有了隐居大海的念想。那一年，孔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萌生了隐居的念头。他感慨地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条条江河通大海，大海可以开阔人的胸襟。为了到海上隐居，人们展开想象，编出了三神山的故事，方丈、蓬莱、灜洲成了仙人居住地，成了极富传奇色彩的隐居地。

山和水缺一不可，都是隐居时不可或缺的元素。北方隐士走进山林，一定要找个有水的地方。南方隐士浪迹江湖，也要找个有山的地方。在北方，姜子牙到磻溪垂钓，目的是等候周文王来访，为开创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蓄势。在南方，诸葛亮隐入卧龙岗，未出茅庐，先三分天下，为刘备开创蜀汉基业勾勒了蓝图。

后来，南北隐士文化合流，出现了“渔樵”这一新词。一曲“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激动了无数的士人。在他们的眼中，山林和江湖是宁静，是致远。

很快，“渔樵”不新鲜了，人们又关心起朝市之隐。据说，严君平隐于成都市井，每天摆摊算卦，只要卦金够一天生活，便回家诵读诗书。后来，严君平收了个学生，这就是汉代的大学问家、大辞赋家扬雄。

严君平的行为得到了士人的赞赏，可是，真心学习的，却少之又少。原来，士人受挫时虽可萌生隐退之想，但胸怀天下却是不变的追求。更何况，隐入山林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人，很可能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如果隐于都市，搞个诗会，让附会者掏点银子，或者凭借文名，弄点润笔费，完全可以过上悠哉悠哉的生活。至于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那属于严格训练，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如此。

与村野相比，都市最适合居住。具体地讲，城里热闹，可安慰不甘寂寞的心灵。城里消息灵通，可把握各种动态。城里有酒楼，可享受各种美食。城里有丝竹，可悦耳娱目。因为好处实在是太多，隐于朝市遂成了“大隐”的代名词。如晋王康琚在《反招隐诗》中，写下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的诗句，高度赞扬了隐居朝市的行为。

然而，仅仅有朝市之隐也是欠缺的，守着空荡荡的院子，十分乏味。怎样才能使生活丰富多彩？为了寄托别样的情怀，士人开始圈地修筑园林。这一筑不要紧，坐在城中，同样可以拥有山林和江湖。在这中间，不同的意象叠加在一起，满足了士人方方面面的需求。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都可以在园中寄寓情怀，在醉与醒中，体验到“壶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的真谛。

古代有士、农、工、商号称“四民”，隐只能是士人的思想和行为，故有“隐士”之说。社会给士人提出的要求是，大济苍生。实现的基本途径是，售于帝王家。一句话，入世进取是士人的使命，他们虽然可以贫寒，可以遭受打击，甚至心灰意冷，但建功立业始终是不变的追求。

对于士人而言，所有的隐只能是阶段性的。例如，汉代“四皓”隐居商山，张良一捣鼓，他们便去辅佐太子刘盈了。李白想当官，又不愿刻苦学习，动了通过隐居抬高身价的念头。为了抬高身价，李白决定到终南山隐居。终南山与长安近在咫尺，这时，李白遇上了道士吴筠。吴筠与达官贵人多有交往，一推荐，李白得到了唐玄宗的征召。高兴之余，李白当即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

这其中，陶渊明似乎可以称之为例外。不过，这种例外是置身官场后的决绝，如没有亲身经历官场，又如何有后来的归隐？更重要的是，归隐田园后，陶渊明并不是一直都在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的诗句，还写下了“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等诗句。也就是说，归隐后，陶渊明依旧关心风云，没有忘记士人的使命。或许是看透了士人的心思，统治者研究出对付士人的手段。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一个个士人排队走进考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统治者对那些不合作的士人是高度警惕的。他们虽不在朝，甚至是隐居，可是会了解天下大势，议论朝政。一旦出现这种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杀。当年，嵇康不愿与司马氏合作，即便是三千太学生上书求情，依旧改变不了司马昭的决定。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一曲令人陶醉，“三月不知肉味”的《广陵散》从此绝矣。

最后，想说的是，隐士只能存在于中国古代，只能发生在选官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前提下。当社会有了新的形态和更细的分工，“隐”便成了一句空话，也许海德格尔阐释下的“诗意栖居”，更令人神往和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