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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 | 贞观年间的丝路往来与敦煌翟家窟画样的来历

历史 03-01 来源：甘肃文物

莫高窟220窟全景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是初唐时期开凿的重要石窟，根据石窟东壁和北壁的发愿文和题记以及甬道南壁五代时翟奉达的追述，这座石窟是在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至高宗龙朔二年（662）间陆续完成的，其主室南壁绘西方净土变，北壁绘药师经变，东壁门两旁绘维摩诘经变，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北壁一排七身药师佛立像，以及东壁维摩变中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相同的帝王图像。这些图像从未在此前的敦煌壁画中出现，应当是新摹自长安的画样。

南壁西方净土变

南壁《西方净土变》局部

北壁七身药师佛立像

东壁维摩诘经变

维摩诘经变局部

东壁维摩诘经变文殊问疾局部下方的帝王图

对于长安画样的来历，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解说【1】。本文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探讨初唐时期敦煌与长安之间的联系，以及当时经过敦煌的丝绸之路交通的情景，以此来为考察此一时期长安画样传入敦煌的背景和可能来历提供更多参考。

无论如何，随着唐朝在高祖武德六年（623）牢固据有敦煌，特别是贞观七年正式更名为沙州后，中原与敦煌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些大族、文士陆续往来敦煌，如望都县开国侯刘德敏出任沙州刺史，敦煌的文人如翟通也曾经乡贡而到长安获得明经出身，还有贞观十八年为迎接东归的玄奘而从长安来至敦煌的使臣，这些人士都有可能把长安“画样”带给敦煌。因此可以说，贞观十六年开始开凿的莫高窟220窟中的长安画样，是当时中原与敦煌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一、莫高窟220窟的大唐风貌

220窟正面的西壁开龛，内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是典型的唐朝模式【2】。

南壁中央绘阿弥陀佛结跏趺坐，左右各立一菩萨，两旁是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前有水池，中间是莲花宝座。池左右各绘一两层楼阁，池后也绘一楼阁。池中莲花主茎上立一化生菩萨，伸出的九枝莲花上，各有一化生童子。水池下面栏杆外侧，有歌舞伎乐场景。整个画面中，充满了坐立的各式菩萨。这个画面表现的经变，应当是阿弥陀净土变或西方净土变【3】。

北壁中央是一莲池，池中有琉璃宝台，其上一字排开七座莲台，每座莲台上站立着一尊佛像，手持药钵，为药师佛形象。佛像两旁有菩萨侍立，宝台两侧也有四身圣众和六身神将护持。宝台下有众多伎乐，分两组演奏歌舞，舞伎间有三组灯架，分七层燃灯【4】。此图为公认的“药师经变”，是敦煌新出图样，而且在莫高窟中仅此一幅，后无来者。图像下方有题记：“贞观十六年岁次壬寅，奉为大云寺律师道弘法师，奉（下残）”【5】，表明绘制的年份是贞观十六年（642）。

东壁正中为门洞，两边无疑是“维摩诘经变”，以门为界，南侧画维摩示疾，北侧画文殊问疾。维摩诘身披鹤氅裘，手挥塵尾，身体微微前倾，与文殊辩论。其后有天龙八部，下面是各国王子。对面的文殊，身披天衣，璎珞满身，神态自若。其后有诸菩萨、弟子、天人簇拥，下面有帝王及跟随的群臣。这幅帝王图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帝王形象一致，双臂平伸，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后面的侍臣谦恭揖让，有序跟从。窟门上方的“三佛说法图”，应当也是表现“维摩诘经变”的内容【6】。门上方还保存有发愿文字：1 弟子昭武校尉柏堡镇将[2 工[ ]玄迈敬造释迦3 □铺，[庄]严功毕，谨申诵[4 大师释迦如来，弥勒化及[5 □含识众□，□台尊容[6 ]福家□三空[7 □□有情，共登净[8 ]四月十日[9 ]□□□□[ 10 贞观十有六年敬造奉【7】

这说明，这里所绘释迦如来等，应当是绘于贞观十六年。题记中没有提到维摩诘经变的内容，所以门两边的画面可能绘制的年份要晚一些。

南壁题记

197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220窟甬道整体搬迁，五代时期翟奉达家族供养的新样文殊以及相关题记得以显露。其中甬道南壁有题记，从左向右书写如下：1 大成元年已亥岁，翟迁于三危□□，镌龛□□，□圣容立像。 2 唐任朝议郎敦煌郡司仓参军迁子翟通，乡贡明经授朝议 3 郎行敦煌郡博士，复于两大像中间，造龛窟一所，庄严素 4 质，图写尊容。至龙朔二年壬戌岁卒，即此窟是也。 5 □九代曾孙节度押衙守随军参谋兼侍御史翟奉达 6 检家谱（下残）【8】

这里是说北周大成元年（579），翟迁在莫高窟凿龛一所，塑立佛像。进入唐朝后，翟迁任敦煌郡司仓参军，其子翟通则是乡贡明经而授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又在“两大像中间”，即南大像（130窟）和北大像（96窟）之间，“造龛窟一所”，这个位置无疑就是220窟所在。开窟的时间，至晚从贞观十六年开始，而完成的年份，则是龙朔二年（662）。这说明220窟营建的时间至少用了二十年。值得指出的是，据翟奉达的官衔，这条题记大概写在绘制甬道壁画的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9】，但由其所说的贞观到龙朔时期敦煌称“沙州”而不是“敦煌郡”来看，翟奉达所据的家谱是天宝年间所写，故此用“敦煌郡”的说法，其实与沙州无异。

与此相互印证的是发现于98窟前面的《大唐伊吾郡司马上柱国浔阳翟府君（翟直）修功德碑》，碑主之父即“朝议郎、上柱国、本郡博士”翟通，碑文残缺过甚，没有看到与修建220窟直接相关的事迹，但所修功德最主要的应当就是营建220窟的翟家窟【10】。碑主翟直卒于天宝甲午十三载（754），“以公之宅立宫矣”【11】。翟奉达所据的家谱写于“以州为郡”的天宝年间，应当与天宝十三载的《翟直碑》属于同一个时代，所述人物也相同，或许来自同一个家谱记录。

二、初唐的敦煌与丝路的交通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刚刚立都长安的李唐政权，借助凉州粟特安氏的势力，从内部搞垮了割据河西的李轨政权，河西走廊整个归入唐朝的版图。然而，河西西部地区局势并不稳定。武德三年，瓜州（今敦煌）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反唐。五年，瓜州土豪王幹斩贺拔行威，归降唐朝【12】。唐朝改瓜州为西沙州，治敦煌，而在常乐县置瓜州（今瓜州）。从“西沙州”之名包含三个字来看，唐朝开始是把沙州作为羁縻州对待的，因为唐朝直辖的正州都是两个字。武德六年，敦煌人张护、李通又反叛唐朝，拥立州别驾窦伏明为主，不久即被唐瓜州长史赵孝伦击败，窦伏明降唐【13】。

至此，敦煌地区的动乱基本平息。但敦煌以北是取代柔然而控制漠北和西域东部的东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西边是与唐朝对立的麹氏高昌王国（吐鲁番），其背后则是西突厥汗国势力；南面和西南都是吐谷浑王国的控制区域。所以，武德末、贞观初，唐朝在西北地区采取闭关政策，“禁约百姓，不许出蕃”。贞观元年（627），玄奘启程西行求法【14】，即是从瓜州、敦煌之间，顺第五道偷渡出去的【15】。

由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留下了玄奘从瓜州、敦煌间偷渡的详细而生动的记录，给人以当时关城紧闭、商旅禁行的深刻印象。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不能只听玄奘的一家之言。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张弼墓志》（679年）

其实，就在玄奘贞观元年出行的同时，唐朝的使者张弼也曾经出使西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张弼墓志》（679年）称：贞观之始，情礼云毕。前宫寮属，例从降授，补右卫仓曹参军。于时獯丑未宁，边烽屡照。太宗临轩，有怀定远；召公将命，追美凿空。具禀圣规，乘轺迥骛。历聘卅国，经涂四万里。料地形之险易，觇兵力之雌雄。使返奏闻，深简帝念，加阶赐帛，宠命甚优。六年，又应明诏，举直中书省。【16】

这篇墓志揭示了唐代初年丝绸之路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个壮举：贞观元年到六年间，唐太宗曾经派遣右卫仓曹参军张弼——一位东宫旧属，出使西域三十国，行程四万里。据《旧唐书·西域传》“波斯国”条，波斯距唐朝首都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17】，来回三万多里。从张弼“经涂四万里”来推想，他访问三十国，并非直线而行，即使没有到达波斯，也应当到了西突厥所控制的粟特地区和吐火罗斯坦，可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据《隋书》卷八三《西域传》，隋代与西域联系最盛时，所知为四十四国，这应当就是裴矩《西域图记》所记录国家的数字。在唐朝重新与西域联系之前，隋末中国所知的西域王国只有二十国。而张弼出使了西域三十国，大大超出了隋末所知之数，这在唐朝应当是首次，因此，玄奘取经并非开通唐朝丝路的创举，张弼的出使在唐朝与西域的联系上，才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

以下将史籍中见到的贞观年间唐朝与西域诸国经陆上丝路相互往来的记录勾稽出来。

贞观三年闰月，“是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图写以示后，作《王会图》，从之。”【18】此图为将作大匠阎立德所绘，已佚，宋人董逌《广川画跋》卷二《上〈王会图〉叙录》记其所见原图上的国名：“有司告办，鸿胪导客，次序而列，凡国之异，各依其方。……西首以吐蕃、高昌、月氏、车师、党项，而轩渠、厌达、叠伏罗、丁令、师子、短人、掸人次之。”【19】此处所列有些是古代西域国名，如月氏、车师等，因此未必都是写实，其中有些图像应是承袭此前的《职贡图》。而且董氏见到此图时，图本身已经残失一半，他所记录的也不是全部【20】。无论如何，其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其中应当包括西域诸国。

贞观四年，唐朝灭掉漠北的东突厥汗国，受其控制的伊吾（哈密）在首领粟特人石万年的率领下归降唐朝，唐在此立西伊州，六年改为伊州【21】，升为正州。或许与此有关，贞观七年，去西沙州之“西”字，敦煌成为正式直辖州。敦煌原本是唐朝直面西域地区的大门，至此有了更西的伊州作为屏障。

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奏闻，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22】“穆护”是祆教祭司的称号，何禄来自粟特地区的何国，即今天撒马尔罕（Samarkand）西边的一个绿洲，他再度将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传入来到长安（此前长安已有祆祠）。唐朝让他们在崇化坊立一所祆祠，允许胡人进行其宗教活动。同年末，“康国求内附。上曰：‘……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23】虽然太宗阻止了这次内附，但表明粟特地区的最大一国康国，已经派人联络唐朝，请求内附。

贞观六年，“本臣突厥”的于阗王尉迟屋密“遣使入献”【24】。这是塔里木盆地南道的大国于阗，乘突厥内乱而与唐朝联系。

贞观九年，唐朝出兵青海，击败吐谷浑王国，使河西走廊基本不再受外部的侵扰，从中原到敦煌的道路更加畅通。同年，于阗王遣子入侍【25】；康国遣使贡狮子，太宗命秘书监虞世南撰赋记之【26】。

同年，基督教叙利亚东方教会（唐朝称景教）的高僧阿罗本，从波斯一路来到唐朝长安。立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称：“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象，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27】碑文称阿罗本为大秦国人，这是因为碑文立于建中二年。事实上，天宝四载（745）唐朝才知道波斯景教来自大秦，所以改波斯景教为大秦景教，《唐会要》卷四九“大秦寺”条记贞观十二年七月诏书，即称“波斯僧阿罗本”【28】。因此可以说，阿罗本是一位从波斯长途跋涉来到长安的景教僧人，说明在贞观九年时，陆上丝绸之路对于僧侣来说是畅通无阻的。

贞观十年十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贡。”【29】朱俱波在今新疆叶城，是丝路南道的一个重镇，由此可以西逾葱岭到中亚，西南过悬度到南亚次大陆。甘棠，则在海南，是南海昆仑【30】。

贞观十一年，罽宾遣使献名马，唐朝馈以缯彩，后常有使节往来【31】。唐代的罽宾即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迦毕试国，在今阿富汗的贝格拉姆（Begram），是西北印度地区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之一。此时与唐朝开始有了绢马贸易，此后使者往来不绝。同年，康国又献金桃、银桃，太宗下诏植于苑囿【32】。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以吐鲁番的高昌王国阻隔丝路北道经焉耆、高昌到敦煌的道路为由，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出击高昌，灭掉延续了139年历史的麹氏高昌王国，以其地设西州，同时在天山北的北庭（今吉木萨尔北）设庭州，均为与内地州县相同的正州，又在西州交河县设安西都护府，以控制西域【33】。由此，敦煌西面更多一层屏障，因为从高昌直通敦煌的道路，现在都在唐朝的控制当中。

据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元武寿墓志》（670年）记载：“贞观十四年，任右卫长上校尉。既而玉关衔命，旁求弃笔之才；银烛开源，式待凿空之使。其年奉敕差充西蕃绝域使。胡桐路远，俄超六夏之遥；汉节毛空，终叹十年之远。至十九年方来返命。单于右地，归大宛之善马；天子上林，随系书之远雁。”【34】可知贞观十四年元武寿奉太宗敕命，担任“西蕃绝域使”，从“单于右地”、“大宛”等借古喻今的地名来看，他出使的西域地区，甚至足迹到达葱岭以西的费尔干纳盆地（古大宛地）【35】。

贞观十五年，中亚何国遣使至唐【36】。这是粟特地区的官方使者来到唐朝，恐怕与前一年唐朝平定高昌有关，甚至有可能是元武寿出使的结果。同年，天竺国摩伽陀王遣使朝贡，太宗致书慰问，双方开始通使。除玄奘外，唐朝使者梁怀璥、李义表、王玄策先后访问其国【37】。

贞观十六年，北印度乌苌王达摩因陀那诃斯遣使至唐，贡龙脑香【38】。乌苌（Uddyāna）位于今印度河上游斯瓦特（Swat）地区。是越过葱岭的丝路向印度的主要经行城镇，北魏宋云、惠生，唐朝的玄奘，都曾走访此地。同年，罽宾遣使，贡褥特鼠【39】；史国君沙瑟毕亦遣使贡方物【40】。粟特史国（Kish）在撒马尔罕的康国南面，一说都城在今沙赫里萨布兹，玄奘从粟特地区南下经过此地，到铁门关，进入印度文化区。

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瓈、绿金精等物，太宗赐以绫绮【41】。拂菻即拜占庭王国，在亚洲最西端，可见到了贞观十七年时，欧亚大陆几乎可以全线贯通了。

总之，从贞观元年到贞观十七年，经过敦煌的丝绸之路没有断绝，从长安而来的唐朝使臣，以及护送外国使者的唐朝官人，有不少人会驻足敦煌，给敦煌灌输长安的文化。

贞观十八年，唐安西都护自交河出兵，讨伐焉耆。二十二年，又进击龟兹。但两次行军都是打败对方而已，没有驻军占领。由于太宗去世，高宗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举兵反叛。经过反复争夺，唐朝最终在显庆二年（657）打败阿史那贺鲁，灭西突厥汗国，西域各国、各部的宗主权从西突厥转归唐朝。显庆三年五月，唐朝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并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镇守西域地区。到了龙朔二年，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与西突厥余部联合，开始和唐朝争夺西域的控制权，而这一年正好是莫高窟220窟建成之年。

由此可以说，贞观初年并不是像玄奘描述的那样，丝路断绝，行人往来不便。事实上，唐朝和西域的使者，往来从未断绝。而异域宗教如祆教、景教的僧侣，也在此时进入长安。贞观十四年唐灭高昌王国后，往来更加频繁。特别是显庆二年灭掉西突厥汗国后，葱岭东西成为唐朝控制的领土，丝路往来更加畅通。从贞观十六年到龙朔二年，丝路交通畅通之际，正是220窟开凿的年代。

三、莫高窟第220窟画样的来历

在上述背景下，经过敦煌的丝绸之路人员往来不绝，信息传递通畅，那么莫高窟220窟的长安画样是怎么来的呢。具体说来，最有可能的有以下三事。

（一）刘德敏任沙州刺史

据记载唐灭高昌的《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纪功碑》，参与征服高昌王国的诸将领中，第一位就是沙州刺史刘德敏。碑文称：“诏使持节光禄大夫吏部尚书上柱国陈国公侯君集……乃统沙州刺史上柱国望都县开国侯刘德敏……等，并率骁雄，鼓行而进，以贞观十四年五月十日师次伊吾……贞观十四年岁次庚子六月丁卯朔廿五日辛丑立。”【42】

《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纪功碑》局部

刘德敏不是一般的等闲之辈，他是因反对武则天上台而被杀的高宗朝宰相裴炎的岳父。裴炎撰《大唐监察御史裴炎故妻刘氏墓志铭》记：夫人讳□□，……曾祖轸，齐谏议大夫、高平太守。祖子将，齐和州刺史。匪躬效节，折王檻而驰声；字俗流仁，剖金书而著美。父德敏，见任潭州都督、望都县开国公。蕴方邵之钤略，体宣霸之循良。江湘传来晚之谣，关河结去思之□。夫人，公之第三女也。自笄五念，归于我焉。地尽膏腴，家极钟鼎。……唐显庆五年（660）正月廿六日，卒于兴道坊之第，春秋卅有四。【43】

据此可知，裴炎妻刘氏是刘德敏第三女，其曾祖刘轸，任北齐谏议大夫、高平太守；祖子将，任北齐和州刺史；父德敏，显庆五年时任潭州都督、望都县开国公，而此前贞观十四年时任沙州刺史、上柱国、望都县开国侯。

据《旧唐书》卷七七《刘德威传》，德威父子将，其本人先娶郑氏，生审礼；郑氏卒，续娶平寿县主，生延景【44】。知刘德敏与德威为兄弟行，高宗时在海东、西北叱咤风云的另一名将刘审礼，是刘德威之子，与刘延景是同父异母兄弟。据《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刘德威之子陕州刺史刘延景的女儿，后嫁给相王（即后来的睿宗），生宁王宪，寿昌、代国二公主。文明元年（684），睿宗第一次即位，曾册为皇后。随着睿宗被武则天降为皇嗣，刘氏也从降为妃，长寿中（692—694）为武则天杀害。景云元年（710），睿宗再次登基，追谥为肃明皇后，同时追赠其父延景为尚书右仆射、沛国公【45】。景云二年二月，又立《唐左仆射刘延景碑》，徐彦伯撰，张廷珪八分书【46】，也是朝廷为刘家平反昭雪的行动之一。自睿宗上台后，刘氏家族重获新生。玄宗开元十年（722）韦述撰《两京新记》，安仁坊下记载：“东南隅，赠尚书左仆射刘延景宅。坊西南，汝州刺史王昕宅。注：延景即宁王宪之外祖，昕即薛王业之舅，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47】刘延景宅第，成为盛唐时期长安最时尚的“甲第”【48】。

刘德敏家族成员图

刘德敏出自“汉高贵胄，楚元良裔。赫弈蝉联，为世大族”【49】，可见是中原大族，又与李唐宗室联姻，成为长安名门望族。其女儿的墓志称颂他：“蕴方邵之钤略，体宣霸之循良。江湘传来晚之谣，关河结去思之□。”是一位能文能武，颇得赞誉的地方官。这样的人物出任沙州刺史，当然会把中原文化带到敦煌。

对照此前的敦煌历史，北魏孝昌元年（525）以后，宗室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治敦煌）刺史，带来了洛阳的北魏王朝文化，开凿大型洞窟，绘制中原风格的壁画。北周时，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也在莫高窟开凿了一个大窟【50】。同样出自中原大族的刘德敏，推测应当也会在莫高窟开凿洞窟，至少他的到来，会带来长安为代表的中原画样。因此，刘德敏的刺守沙州，可能是220窟图像来源的可能之一。

（二）翟通乡贡明经入京

前面已经指出，开凿莫高窟220窟的功德主是“乡贡明经授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翟通。按照唐朝的制度，“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51】就是唐朝的地方州把本州的学子，经过县里的考试，并州刺史复核后，合格者每年十月份，随州的土贡一起，由州长官带到京城长安，参加朝廷的明经举考试，及第后授予官职。翟通就是通过沙州的“乡贡”，被送到长安参加“明经”举考，作为“明经”出身的科举及第人士，获得任官资格，被中央政府授予正六品上的文散官“朝议郎”，而职事官为“沙州博士”（因据天宝时所撰家谱而称“敦煌郡博士”），作为一位士人，出任“沙州博士”，负责传授知识，当然是最合适不过了。据《唐六典》，唐朝每州有“经学博士以五经教授诸生”【52】。

翟通应当是贞观十六年时敦煌最有学问的人，他在贞观十六年前后被沙州“乡贡”入京，授官而归。他在长安逗留期间，完全有可能去寻求新画样，为自己拟建的家族窟220窟，准备崭新的图像资料，从而彰显自身与帝都的文化联系。

（三）唐朝使臣迎接玄奘取经东归

贞观十八年玄奘东归抵达于阗的时候，曾经大力支持玄奘西行求法的吐鲁番高昌王国已于贞观十四年为唐朝所灭，玄奘无法再去报答高昌王麹文泰，于是投书唐太宗，坦白自己是“私往天竺”，听候发落。此时唐太宗正有意经营西域，希望从玄奘那里获悉关于西域的第一手情报，遂立即“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且末）迎接”【53】。大概在贞观十八年秋冬之际，玄奘到达敦煌。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玄奘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既至沙州，又附表。时帝在洛阳宫。表至，知法师渐近，敕西京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使有司迎待。法师承上欲问罪辽滨，恐稽缓不及，乃倍途而进，奄至漕上。……贞观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等承法师赉经、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眘、长安县令李乾祐奉迎，自漕而入，舍于都亭驿，其从若云。”【54】

据此可知，玄奘在敦煌再次上表后，要等时在洛阳的唐太宗回复，所以应当是停留了一段时间。此时莫高窟正在开凿一个重要的石窟，即当地大姓翟氏家族的220窟。有关玄奘在敦煌的活动，《慈恩传》没有任何记载，但推测玄奘不会错过巡礼莫高窟这样的佛教圣迹的。

玄奘从印度回来，除了带着所得经论“凡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匹马负而至”，还有一组佛像：“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拟摩掲陀国前正觉山龙窟影像；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拟婆罗痆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拟㤭赏弥国出爱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拟劫比他国如来自天宫降履宝阶像；银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四尺，拟摩掲陀国鹫峯山说《法花》等经像；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拟那掲罗曷国伏毒龙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拟吠舍厘国巡城行化像。” 【55】玄奘大概没有拿出来这些印度瑞像给沙州人士看，这是要展示给京城的大唐君臣的礼物般的雕像。因此，敦煌的画家没有在220窟中绘制任何印度瑞像图，而是绘制了大唐风格的维摩变，其中有器宇轩昂的帝王图像，这个粉本来自长安，如果220窟与玄奘有关的话，那就是迎接玄奘的唐朝使臣从长安带来，这些被挑选来迎接玄奘这样一位高僧的使臣一定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要陪着玄奘回到京城，因此必然是懂得佛教文献及图像的士人，他们把长安的佛教壁画样稿带到敦煌，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本文就敦煌莫高窟220窟壁画画样的来源问题加以探讨，全面阐述了贞观年间唐朝与西域的往来情况，表明当时的唐朝并非像玄奘的传记所说的那样闭关锁国，陆上丝绸之路从贞观初的沟通到贞观后期的通畅，一直没有中断，中外使者、僧侣往来不绝。在此背景下，贞观十六年开始开凿的220窟，其画样的来历有多种可能性，就中最有可能的事件，或许是中原大族刘德敏出任沙州刺史、220窟功德主翟通乡贡明经入长安获得官职，以及迎接玄奘东归的唐朝使者到了敦煌。本文只是推测，不做结论，但估计不出这几件事的范围。

[1]参看Ning Qiang, Ar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China: The Dunhuang Cave of theZhai Famil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p. 11-63；陈菊霞《敦煌翟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317－348页。

[2]关于本窟的描述，参看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87页。

[3]学界对这幅壁画有“阿弥陀经变”、“观无量寿经变”、“无量寿经变”三种说法，详见施萍婷主编《敦煌石窟全集》5《阿弥陀经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年，31－39页；施萍婷《关于敦煌壁画中的无量寿经变》，《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1－5页；勝木言一郎《敦煌莫高窟第二二〇窟阿弥陀净土变相图考》，《佛教艺术》202号，1992年，67－92页；又《初唐·盛唐期の敦煌における阿弥陀净土图の研究》第4章《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南壁壁画阿弥陀净土变相にみる净土景观のモチ—フと〈观无量寿经〉》，东京：创土社，2006年；大西磨希子《西方净土变の研究》第1章《初唐期の西方净土变と〈观无量寿经〉》，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2007年，13－62页；陈菊霞《敦煌翟氏研究》，335－341页。

[4]参看罗华庆《敦煌壁画中的〈东方药师净土变〉》，《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6－8页；陈菊霞《敦煌翟氏研究》，341－345页。

[5]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102页。

[6]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所著《敦煌石窟论稿》，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242－247页；陈菊霞《敦煌翟氏研究》，346－348页。

[7]《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01－102页。

[8]《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01页。以上录文是笔者2017年8月22日考察220窟时校录的结果。

[9]甬道所绘“新样文殊”有同光三年翟奉达题记，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01页。

[10]陈菊霞《敦煌翟氏研究》，325－329页对此有详细讨论。

[11]碑文全文及解说见陈菊霞《敦煌翟氏研究》，317－335页。2017年8月22日笔者与陈菊霞一起在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库房将碑文重校一过，确认陈书录文准确。

[12]《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十二月已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5898页；卷一九〇武德五年五月庚寅条，5951页。

[13]《资治通鉴》卷一九〇武德六年六月、七月、九月条，5969、5972页。

[14]关于玄奘出发的年份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此取元年说，详细辨证，参看杨廷福《玄奘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89－111页；吉村诚《玄奘の年次问题について》，《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46号，2015年，183－205页。

[15]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2－17页。

[16]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24－226页，102号。胡明曌《有关玄武门事变和中外关系史的新资料——唐张弼墓志研究》已经提示了张弼出使西域的重要意义，文载《文物》2011年第2期，73—74页。以下讨论，笔者曾用日文发表，见拙稿《大唐西市博物館所藏墓誌の整理と唐研究上の意義》（梶山智史译），《東アジア石刻研究》第5号，东京：明治大学，2013年，80－81页。

[17]《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311页。

[18]《资治通鉴》卷一九三，6068页。

[19]《广川画跋》卷二。

[20]参看汤开建《唐〈王会图〉杂考》，《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77－85页。

[21]《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九月戊辰”条，6082页；敦煌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S.367），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40页。

[22]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42页。

[23]《资治通鉴》卷一九三，6091页。参看《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6244页。

[24]《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6235页。

[25]《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6235页。

[26]《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5310页；《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6244页。

[27]《景教碑》文字据P.Pelliot,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Si-ngan-fou, edited with supplements by Antonino Forte, Kyoto and Paris,1996, fig. 2所刊图版。

[28]《唐会要》卷四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11－10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