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史的全部逻辑就一句话，即：

西方伪史在“两大逻辑”之下，运用各种所谓的历史学把碎片化的神话、故事、传说改编成自洽的伪史体系，并依托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为该伪史体系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并建立起庞大的系统。

西方伪史的“两大逻辑”是：辉煌逻辑和古老逻辑。辉煌逻辑即建构编造比任何文明，尤其是比中华文明更辉煌的文明。古老逻辑即建构编造比任何文明，尤其是比中华文明更古老的文明。辉煌逻辑以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为依托，古老逻辑以古埃及、苏美尔、克里特文明为依托。

辉煌逻辑的西方古典伪史

巴台农神庙

从1670年代起，西方开始酝酿希腊古代历史，以下列事件为开端：强行认定今天希腊半岛雅典在当时的一座无名破庙(后被奥特曼土耳其改为“米纳瓦庙”)为巴台农神庙，而把该庙所在的城堡强行称为卫城，无视当地说法和传统其他文献说法，可谓指鹿为马。(娜希亚·雅克瓦苏《欧洲由希腊走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前对希腊古代历史的理解为基督教早中期的希腊，基督教之前偶像崇拜时期的希腊，至于古典希腊，则是1670年之后建构出来的，此前是不存在的。

以1756年伏尔泰《风俗论》为开端，反基督教主义和世俗化历史写作崛起，取代基督教(宗教版)历史写作，西方开始重写其历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罗马”的载体已经不再能承受，于是世俗版的古希腊应运而生，直到19世纪，西方才再次出现这种通俗性的历史写作，此时的历史体系已经变成了古希腊罗马为双核心逻辑的世俗化历史体系，而古希腊的年代被置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并略有超前，然后再以轴心时代冠之。

虽然古希腊是世俗化的，但是，其源头却是以反基督教为基础，古希腊的核心载体雅典在《圣经新约》中就是以反基督教的面目出现的，也因此被西方某些个人“遴选”出来写作，并不断层累而建构出来的。

那为什么以希腊半岛作为古希腊的载体呢？因为罗马帝国又被拉丁人称为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在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东部亚洲地区已经严重伊斯兰化了，东部亚洲地区的希腊基督教徒处于屈辱的被奴役地位，已经彻底沉沦，而欧洲部分的希腊基督教徒相对自由，赢得欧洲共鸣，所以，选择欧洲部分作为古希腊的载体。

为什么又要选择希腊半岛而不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地区呢？因为希腊半岛的地缘状况类似于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历史的地理特征。

大卫·休谟在其《论文选集》第65一66页写道：“倘若我们环视这个地球就会发现，世上所有的地方，欧洲被海洋、山川及河流分割得最为惨烈，而希腊又位居欧洲所有国家的榜首。

于是，宗教版的“上帝之城”一一基督教历史被世俗版的“上帝之城”一一古典希腊历史取而代之。

龙、黄色、历史，同一个词汇，其实在中西文化中的涵义是不同的，乃至相反。

因此，千万不要以为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历史”一词的涵义是相同的，千万不要以中国历史的概念标准去理解西方历史。

从中国历史的标准看，西方的“历史”不是历史，而是伪史；从西方“历史”的标准看，中国的历史就像宇宙规律一样严谨，完美无缺，白璧无瑕，至臻至善。

西方伪史基本成型于1951年碳14测年被发明出来之前，不以碳14测年来编排年代，而是以所谓“破解死文字的记载”来断代。这是极不靠谱的，乃至荒诞不经的。

实际上，中国历史编年是西方伪史参照的唯一标准。1600年前后，被称为科学的西方现代编年史的建立者法国神职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一1609)跑到荷兰(莱顿当时为欧洲的精神文化中心)研究中国历史编年，并以中国历史编年为参照，草拟了一套西方历史编年(圣经编年)，奠定了今天西方历史编年的基础。(详见斯卡利杰的《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学宝典》)

西方没有官修历史的传统，都是大量个人历史写作(没有官科、民科之分)，良莠不齐，菁芜难辨，各种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说法、学说、假设、理论、模型都有，真知灼见淹没于茫茫“信口雌黄”之中，最终由时代思潮从“茫茫说法”中选择某一些说法成为西方主流历史。

从西方近代历史看，以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为核心的欧洲中心论为思潮。可想而知，以欧洲中心论为思潮厘定的西方当前“历史”中会选择哪些个人说法成为主流历史？而真知灼见必被束之高阁而珠玉蒙尘。

同时，西方运用近代对于人类起源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认识，建构出所谓科学的古希腊民主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帝国历史。虽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1877年出版的，但是，实际上对于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西方早已酝酿中，摩尔根只不过是集大成者而已。西方在17世纪上半叶的荷兰共和国就开始类似的实践，但此时的认识还处于比较朦胧的状态，直到17世纪下半叶对强大的土耳其的恐惧消失，对专制土耳其腐败衰弱的深刻认识，对清朝专制体制的研究，以及反抗路易十四等独裁专制统治的需要，才开始引入印第安人部落/联盟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来建构西方的现代政治体制，同时，伪托于古典希腊罗马及其相关“历史人物”。所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思想，其实都是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全球视野的产物并伪托于其“古人”而已。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理性、哲学等，莫不如是。

当古典希腊历史建构完成之后，让·皮埃尔·德·布干维尔在其首版于1764年的《远古时代希腊遗迹以及希腊民族远古史总览》中写道：

“希腊是世界的缩影，而希腊史是世界史的缩影。”

一座世俗版的“上帝之城”诞生了一一古典希腊“历史”，取代了宗教版的“上帝之城”一一基督教圣经历史。

综上所述，西方古代伪史形成的基本逻辑是：中国编年，个人写作，时代选择，科学建构，伪托古人。

古老逻辑的西方上古伪史

古老逻辑以《圣经旧约》和《荷马史诗》为依托，《圣经旧约》演绎出古埃及和巴比伦、亚述、尼尼微、腓尼基等，又由圣经考古学派生出苏美尔；《荷马史诗》演绎出特洛伊和迈锡尼，又由希腊考古学派生出克里特文明。

但是，《圣经》和《荷马史诗》是什么？……是神话，相当于中国的《封神榜》和《西游记》。非常可笑的是，对于圣经神话，阿尔马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1581一1656)根据圣经家谱体系暗示的日期累加起来一直追溯到亚当、大洪水，得出结论：地球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6日上午10点钟准时创造出来的，大洪水是公元前2348年发生的一一这才是西方不得不由巴比伦、亚述的年代突破大洪水，编造出苏美尔文明的原因，因为由圣经演绎的巴比伦和亚述文明都是在大洪水之后的。

那么，宗教神话怎么成了历史的呢？这主要归功于西方考古学。

但是，早期考古学手段极其有限，理念极不成熟，态度极不严谨，方法极不科学，尤其碳14测年卜幺和荧光测年法还没有发明出来，对古遗址的认定完全是按照《圣经》和《荷马史诗》进而先入为主，按图索骥，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指鹿为马，考古造假，毫无科学性和严谨性可言，可谓是彻头彻尾的伪考古，伪学术，伪科学。

事实上，在利奥德·兰克之前的19世纪，西方人的普遍观念认为东方是人类文明的起源，黑格尔提出“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日耳曼”的世界史体系，并以生命周期比喻中国、印度、波斯为人类历史的童年，希腊为青年，罗马为壮年，日耳曼为老年。这发映了那个时代的总体认知状况。

兰克的《世界史》以基督教为线索进行编排，把中国、印度排除出去，建构起以古埃及、亚述、早期希腊为古史体系，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方古代伪史的初始模板，于是，兰克被誉为西方近代历史之父。因此，西方上古“历史”由三大体系构成：

1、《圣经》体系

2、《荷马史诗》体系

3、C.C.麦克迪编年表体系

《圣经》体系编造了古埃及和两河的“文明史”体系，《荷马史诗》编造了巴尔干南部希腊半岛的“文明史”体系，C.C.麦克迪编年表建构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文明史体系。

人们对《圣经》体系和《荷马史诗》体系比较熟悉，对C.C.麦克迪编年表体系不熟悉。其实，C.C.麦克迪编年表是基于考古学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的历史序列，是对C.德·莫尔蒂耶史前时代分期表的发展，是欧洲人(西欧为主)的真正的历史形态。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国商朝晚期至王莽新政这段时期，欧洲经历了公元前13世纪一8世纪中叶的骨灰瓮墓园文化，公元前8世纪一5世纪中叶的哈尔施特文化，公元前5世纪中叶一公元前1世纪末的拉登文化，这属于没有明显社会分化的原始部落社会，欧洲人还属于野蛮人。

按照西方自己的说法，直到所谓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灭亡时，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还处于原始部落社会，都是蛮族，野蛮人，无家无国，居无定所，无处安身。

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说道：“由于太阳光不能直射在他们(按：指欧洲野蛮人)的头上，所以他们的气候是寒冷的，终年在弥漫云雾中过日子。因此，他们的气质变得冷酷，他们的性情变得粗鲁，他们的身体长得高大，他们的皮肤发亮，他们的头发长得老长。而且，他们缺乏机智和洞察力，愚蠢和拙笨在他们中间是普遍的。”

尚劝余在《阿拉伯帝国》中说：“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眼中，欧洲人无异于野蛮人。”

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罗·奇波拉在《工业革命之前》中说：“对阿拉伯人来说……西欧是一个很少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地25，虽然他们的地理知识在公元700至1000年间不断提高，但对欧洲的了解一点也没有增加。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对欧洲不感兴趣，不是因为存在一种敌视的态度，而是因为那时的欧洲是没有能够提供任何产生兴趣的地方。”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如果从法国的历史著作，或者不如说，从有关法兰克国王和他们的宫相的历史著作中，要删去的只是这样的一些故事(指虚妄荒诞)，那我们还可以勉强一读；但是这些历史著作中赤裸裸的谎言比比皆是，我们怎能接受？这些历史著作中不断说到围攻城市和堡垒，其实这些城市和堡垒并不存在。当时在莱茵河以东只有一些没有城墙，靠木桩和堑壕来防卫的小镇。我们知道在920年捕鸟者亨利时期，日耳曼才有筑有城墙和设防的城市。总之，有关这些时期的细节都是一些无稽之谈，而且都是令人厌恶的无稽之谈。”

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说道：“尽管穆斯林占领了西欧的许多地区，最突出的就是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一一而事实上他们对继续扩张并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西欧十分落后，穆斯林对他们不感兴趣。”

马可·布洛克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高卢和意大利那些贫穷的城市，根本无法与繁荣的巴格达或科尔多瓦相比。”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500年前(1250年)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法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

歌德对诗人艾克曼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的小说，而且远在我们祖先还在森林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优秀的作品了。”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说：“西方最初在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

综上所述，直到1250年，欧洲人还处于原始部落时代，非常原始、野蛮、凶残。这才是欧洲近代文明崛起之前真实的历史事实。这么晚起的文明和种族，面对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历史文献，真的可以理清楚吗？不会产生异域效应吗？不会产生女化差异吗？难道不会像西方人理解中国历史一样，常常错漏百出吗？

西方伪造历史，包括西方上古伪史，西方古典伪史和西方近代伪史，这是历史事实。

其实，在17、18、19世纪，神话、故事、传说、想象、附会、伪造之风在整个欧洲的各族、各国的历史和传统追溯中都非常盛行。这一时期的历史创作，就像嗑了致幻剂，充斥着幻象、捏造、荒诞。

黑格尔运用进步哲学把人类历史看成“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日耳曼”的世界进步史；兰克引用基督教圣经和进步哲学看成是“埃及、亚述、希腊、罗马、欧洲”的西方进步史，把中国、印度给排除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利用线性发展哲学把西方历史编造成为“基克拉底→克里特→迈锡尼→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自由民主和工业革命→”线性发展史，把埃及和两河都排除了。虽然这些历史形态在西方历史专业的专家学者看来可能习以为常，但他们常常下意识地把这些历史形态理解为西方人的不同理论、历史哲学和认知，没有把这些历史形态理解为在时间上的不同时代的西方人的认知状况及建构建造的过程和结果，即西方伪史编造形成脉络，导致云里雾里，看不透西方伪史的本质。

全人类，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真正的历史，其他的都没有，都是神话、传说、伪作。一是因为人类其他文明没有一个庞大的族群支撑起连绵不断的历史和文明，二是因为人类其他文明没有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和意识支撑起官修历史的传统。

一言蔽之，西方文明史是建构/编造史，即伪史，中华文明史才是实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