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邓颖超和廖梦醒的多次劝说，当6月30日邓颖超向宋庆龄出示毛、周亲笔邀请函时，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赴平。尽管邓颖超叮嘱宋庆龄要保密，但是宋庆龄还是忍不住悄悄地告诉了即将赴北平工作的王安娜：“因为我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所以我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但是，此事要绝对保密，因为他们不想挨炸弹……” 本文摘自《共和国的曙光》，文汇报社 主编，文汇出版社，2009.12

宋庆龄抵达北平

1949年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驶入北平火车站。车刚停稳，早已在月台等候多时的毛泽东便亲上车厢欢迎宋庆龄。当宋庆龄在毛泽东的陪同下步下列车时，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跟随在宋庆龄之后的正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宋庆龄微笑着对周恩来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高兴地回答道：“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为了争取宋庆龄由沪北上来平参加新政协，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细致周到的工作。2008年2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问世，其中所录《周恩来邓颖超关于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往来和批语》，为世人揭示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为力邀宋庆龄北上而作的长达两个月的努力。

一、“邓亲往劝驾必成”

1949年6月25日，奉中共中央之命，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的亲笔信，在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上海。抵沪当晚，邓颖超并没有贸然上门，而是派廖梦醒先行试探。

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女儿，曾经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因而深得宋庆龄信任。当廖梦醒身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出现在宋庆龄面前的时候，她还以为来了一个女兵，廖梦醒叫了一声“Aunty”，她才认出廖来，于是笑了起来。廖梦醒对她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参加新政协。”她为难地表示：“北平是我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虽然如此，廖梦醒看到宋庆龄的情绪“很兴奋”，于是向邓颖超汇报说盼其赴平似有希望。（邓颖超1949年6月27日致毛泽东电）

两天后，廖梦醒再赴宋宅劝说，言谈间，宋庆龄“颇感盛情难却”，再次表示考虑考虑。（邓颖超1949年6月27日致毛泽东电）当晚，宋庆龄即设宴请邓颖超吃饭。宋庆龄的态度似乎十分热情，但是，邓颖超长期与宋庆龄交往，十分熟悉其特立独行的孤傲性格。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曾致电宋庆龄，邀请其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当电报辗转由香港送到宋庆龄手上时，她复函周恩来表示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婉言谢绝了北上邀请。邓颖超恐怕宋庆龄此时依然会拒绝北上，因而对于是否将毛、周的邀请信直接呈送给宋庆龄，询问其参加新政协之事，甚至参加新政府之事，颇感犹豫。所以，在这次宋邓初谈中，双方仅限于寒暄。但是，看到宋庆龄热情的态度，邓颖超初步判断请其北上“或有可能”，但“依其性格，尚须下功夫”。（邓颖超1949年6月27日致毛泽东电）

当日（27日），邓颖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抵沪后的第一份汇报电。电报是发给毛泽东的，邓向毛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请求答复“如孙夫人坚持此次暂不来平，则在我返平前，是否将请其参加政协及政府事，征其同意”。

7月1日，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回电答复了邓颖超。他说，宋庆龄曾与史良谈过参加新政协的事，她告诉史良过去香港曾送来毛、周致电，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史良听后力劝宋参加，宋则请史“由平回沪后与之商决”。据此，周恩来要求邓颖超应向宋庆龄“直说请其参加新政协”，但是参加新政府的事得等她到平后再说。

周恩来特别向邓颖超强调，史良认为“邓亲往劝驾必成”。他因而要求邓，要向宋庆龄说明“邓赴沪即专为请孙北来”。

二、“对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

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在7月1日的电报中，周恩来要求邓颖超“应多往孙夫人处谈话，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我军解放上海后，由于不熟习（悉）情况，致对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

电报中所说的“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的确是令中共中央十分尴尬的事。上海刚解放，进驻上海的下级军官就冒犯了宋庆龄。

1949年5月27日，居住在林森中路1803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故居）的宋庆龄迎来了上海全市解放。对上海解放宋庆龄是满怀喜悦的，在25日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上海后，宋庆龄曾兴奋地向长期协助她工作的友人王安娜表示：“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意外。据华东局于事后于6月1日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以及宋庆龄本人和时在解放军三野二十军军政治部工作的姜宿回忆，那天，六○师一七八团一个营进驻淮海中路，警戒线延伸到龙华机场附近。连长指定武康大楼对面一所宽敞房子，要排长带一排人去宿营。谁也不知道这是宋庆龄公馆。当敲门要进去时，遇到了门房的拒绝。看门的没有说明不能住的缘由，只是笼统地说，“这里不能住。”排长很反感：“连长命令我们住这里，为什么不能住？”他命令说：如果下午四时前不把房子腾空，将派士兵来搬走东西。双方争执相持不下时，宋庆龄亲自下楼来，当着战士们的面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打电话给我。”连长听说这意外的情况，为挽回影响，连忙前来道歉赔罪。陈毅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批评了师、团干部。他亲自打电话向宋庆龄表示歉意，随即又与潘汉年一起亲赴宋庆龄寓所，除当面致歉外，还向宋庆龄征询了接管和建设上海的意见。5月31日，在陈毅、史良，以及长期在沪从事情报工作的吴克坚的陪同下，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第二书记饶漱石，亲自登门拜访道歉，并派卫兵在宋庆龄住宅警卫。

孙中山故居所发生的“误会”一度鲜为人知，可能因为这次误会只是一件小事，不是针对寓所本身而发生的。据周恩来7月1日致邓颖超的电报，史良告诉他孙中山故居中的一个老仆人曾被拘留，但她不知道详细经过，也不知道老仆人是否获释。史良是1949年6月初离开上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所以事情应该是在她临走之前才发生的。但不管怎样，被拘留者是孙中山故居的老仆人，周恩来恐怕会引起宋庆龄的不满。他指示邓颖超：“如尚未释放，望市委速开释，并查明理由。如系错在我方，应正式向其认错道歉，并对老仆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如系错在彼方，而错并不大，应予以释放，勿使孙夫人为此介怀。”就邓颖超7月5日致中央电来看，这只是一件小事，老仆人当日就释放了，“所发生误会已向宋庆龄解释”。其时，对于孙中山故居，中共中央在解决“孙寓所误会”的同时就表示了高度重视，曾明令上海市委“要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8月中旬，上海军管会及市人民政府在征得宋庆龄同意后，拨出巨款对故居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修。

三、“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

在7月1日的电报中，周恩来还叮嘱邓颖超要妥善处理宋庆龄幼弟宋子安的房产问题。他说：

孙曾托史告我们，宋子安为其幼弟，孙屡劝子安勿回国随蒋、宋、孔等做事，子安因此留美未归。现上海爱棠路一百九十号（190）为宋子安私产，已为人民政府接收，孙意对宋子安应与对蒋、宋（子文、子良、蔼龄、美龄）、孔等加以区别，方使子安觉得孙话果有出路。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将来回国时再行解决。

由于宋氏家族涉政过深，新政府如何对待宋庆龄的亲友，这是宋庆龄和新政府之间都很关注的问题。

1948年12月28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开列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并谓之“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这其中有多位宋庆龄的亲友，蒋介石、孔祥熙、孙科自不必谈，但是名列第十位的宋子文和名列第二十三位的宋美龄是宋庆龄的血亲。

家族血亲名列战犯名单，且排名居前，这也是宋庆龄无可奈何的事情。政见的分歧早就使宋庆龄感觉自己“不在家族的圈子中”。她曾对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说：“我的家族从不与我谈论政治。”（谢伟思：《与孙中山夫人的谈话》，转引自《宋庆龄呼吁取消对中国共产党的封锁》，载《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4期）宋氏家族中只有最小的子安未涉政治，且听取宋庆龄的劝告，在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回国，因此宋庆龄竭力想维护幼弟的在沪利益，特意托付史良转告中共。根据邓颖超7月5日致中央电中“中央七月一日电所示各点已告宋庆龄”语，我们可以判断，宋庆龄此要求也许已得到满足。

四、“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

在7月1日的电报中，周恩来又细致地关照邓颖超：长途旅行，宋庆龄病体难支，“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淮河铁桥已直通）”。

宋庆龄患有严重的荨麻症，这是宋家的家族遗传病，她每遇过度紧张或过度劳累，此病便会剧烈发作。1949年上半年，宋庆龄几乎是在病痛中度过的，先是重感冒，继而是剧烈的神经痛、高血压。大夫令她卧床休息并放弃所有的工作和活动，当她病得只能抱着热水袋呆在床上时，由于“那些处于绝望挣扎中的人，在逃脱即将来临的局面之前”，仍在对她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她被迫下床去会见一些不得不见的人。（宋庆龄1949年1月下旬致王安娜函、2月7日致耿丽淑函、2月24日致阿莉函）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候，正值春季，恰是皮肤病高发季节，正患肠胃病的宋庆龄荨麻症大发。在给王安娜的信中，她无奈地说：“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焦虑和麻烦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地缠住我不放。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易地把那些影响立即消除……”（宋庆龄1949年5月26日致王安娜函）“我虚弱的体质使我恢复得很慢。昨天我试着多工作一会儿，就感到头晕得厉害，差点儿晕到。”“服用苯纳德雷，使我变得呆滞和反应迟钝。不过荨麻疹倒是慢慢地退下去了，不像上星期那样痛苦万分。我很想尽快治好，这样才好出去见朋友！”（宋庆龄1949年6月14日致王安娜函）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宋庆龄急欲放松自己，所以她还未等邓颖超开口，就向邓提出“希望能到苏联疗病，并在国外工作一时期”。

邓颖超对宋庆龄的病痛十分同情，她在6月2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拟暂缓长途旅行。周恩来据此提出：“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而孙希望到苏联养病，当于新政协后进行交涉，估计必能办到，病治好后，亦可至东欧新民主国家参观”。

经过邓颖超和廖梦醒的多次劝说，当6月30日邓颖超向宋庆龄出示毛、周亲笔邀请函时，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赴平。（邓颖超1949年7月5日致中央电）在邓颖超将7月1日中央来电告诉宋庆龄后，得知能坐头等卧车，宋庆龄非常愉快。尽管邓颖超叮嘱宋庆龄要保密，但是宋庆龄还是忍不住悄悄地告诉了即将赴北平工作的王安娜：“因为我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所以我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但是，此事要绝对保密，因为他们不想挨炸弹（保密）。因此我建议你在8月份请假一个月。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乘坐豪华的特快列车南下了。”（宋庆龄1949年7月初致王安娜函）

五、“颖超在沪如能养病，可留候夫人同来”

7月5日，邓颖超致电中央汇报宋庆龄已同意在7月10日以后动身，“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即返沪”。电报发出后，邓颖超在与宋庆龄谈话中又得知“她须在八月六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考虑到新政协极有可能在8月中旬召开，于是经与宋庆龄商量，邓颖超决定将行期推迟到8月6日以后，并立即于7月6日再发电报汇报中央。

7月9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给邓颖超发出了第二封电报，告诉邓“新政协八月半后方能开”，要求邓与宋商量，请宋先来平，“八月初南返”，八月中再由回沪一行的史良陪伴“北来”，参加会议，若宋不同意则照原定计划将行期推至8月6日以后。“颖超在沪如能养病，可留候夫人同来。”

之前，周恩来在以中央名义发给邓颖超的第一封电报中，涉及邓颖超处均以“邓”相称，7月9日电看似周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亲昵，但细思之，显因周考虑到妻子要长期留沪做宋工作故以示安慰。

明确回电者就是自己的丈夫后，邓颖超一连给周恩来写了三封信，告诉周宋定于八月半后赴平，并向周询问新政协的具体召开日期。

新政协的具体召开日期是宋庆龄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她“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所谓的“须在八月六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之说词，其实就是不愿意在北平久居而已。虽然向亲密友人王安娜这么直说了，但宋庆龄并没有明白地告诉邓颖超。不过，邓颖超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

8月3日，邓颖超在还未收到周恩来当日致电告知“新政协会期在九月上旬”的情况下，向宋庆龄坦陈：“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推迟到二十日以后”。宋告以八月底有事，“必须赶回上海”。邓颖超随即直接致电周恩来告之，并分析说：“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死于北平。”

8月6日，周恩来回电邓颖超，再次告之“新政协须九月上旬始能开会”，并建议“孙夫人以迟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以前来平为好”。他同样认为“孙说八月底有事，恐系推辞”，要求邓颖超和已回沪的史良一起“分别推动”；并要邓去见苏联领事孙平和与宋关系较近的塔斯社驻中国记者罗果夫，让他们“从旁推动”，邀请宋庆龄“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届时将有苏联对外文协访华团代表参加”。

六、“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

在确认宋庆龄承诺来平后，宋庆龄在平居住的问题必须解决。8月3日，周恩来致电邓颖超告之：“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罗淑（叔）章负责指导。”

周恩来所说的房子位于东单方巾巷44号，后因北京建新火车站而于1959年拆除。据曾经去过那里的廖梦醒女儿李湄描述：“那是一栋外国人建造的两层花园洋房，小巧玲珑，在北京很少见这样的洋房。”

周恩来考虑得非常周到，他知道宋庆龄长期生活在西式建筑中，遂为宋选择了这栋稀有的洋房。不仅如此，他还在建国初期百事缠身的情况下，亲自去现场勘察，确认无误后，又特地安排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工作的叶剑英夫人曾宪植和罗叔章负责指导内部陈设。不久，罗叔章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受中央委托与宋庆龄保持联系。1950年8月13日，宋庆龄为方巾巷布置事复函罗叔章：

（一）我同意楼下小饭厅的红木桌椅移到楼上放冰箱的房间里；（二）我同意钢琴放在原来摆沙发的地方；（三）我以为楼下红厅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两个工艺木柜可不需要，也不要换别的东西；（四）放在壁炉两边的两个柜子，我以为里面所布置的东西已合适了，请你不必添放东西。

宋庆龄对周恩来为他选定的方巾巷寓所甚为满意。1959年10月，她移居北海西河沿8号后，因房屋潮湿等原因而感觉不适，虽然她一再表示不要为了她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但是周恩来仍亲自操作，为她选取了后海北沿原醇亲王府花园修建新居，并亲往检查施工情况。1963年4月1日，周恩来亲往机场迎接由沪来京的宋庆龄，并送她迁入新居。

七、“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

宋庆龄抵平后究竟以何种名义出席新政协，这也是必须与宋庆龄商榷的大事。

早在邓颖超来沪邀请宋庆龄赴平之前，1949年6月20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便致函宋庆龄谓：“济深已提请先生为本届出席代表”，请宋庆龄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北上出席新政协。宋庆龄刚刚于6月4日婉拒了李济深的北上之请，对李此函她未作答复。

就宋庆龄以何种名义出席新政协的问题，8月7日，邓颖超在致中央并周恩来电中作了汇报。她说，宋庆龄对被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见：“一、仍以旁听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为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经她多方解释说明，宋庆龄不再坚持己见，并说：“请你们替我考虑，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

邓此电表明，宋庆龄并不想以任何团体的名义作为出席新政协的正式代表，因而她要求以旁听身份列席，即时与其他人一起列名也没有关系，但是邓颖超希望她能以妇联代表的名义作为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虽经邓多方解释说明，宋不再坚持己见，但她的“请你们替我考虑”的表态说明她对邓颖超的意见还是十分勉强的。

8月13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邓：“未虞电悉。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

为了能让宋庆龄愉快地北上，对于她所提出的一切条件，周恩来均竭力给予满足，除了上述逐点外，另外包括“谭宁邦需先到北平代宋庆龄与有关方面商定业务范围”、“在赴北平途中拟过济南时往国际和平医院参观”等等，周恩来均一一答应，并责成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具体办理。

唯一例外的是宋庆龄提出的抵平后三件事中的两件事。宋庆龄原提出，在她抵达北平后，“一、不要举行欢迎会。二、愿访问张治中个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前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邓颖超在8月3日的电报中转述了宋的要求，同时也向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第二件事可尊重她的意见。第三件事，她的一些知己朋友如你和何香凝等，肯定要到车站迎接。”周恩来回电表示：“孙所提三事，照你来电办理，惟到车站接的人选望你来电告知，以便不太唐突。”但是事实上，宋庆龄抵达北平后，在北平火车站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陈其瑗、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五十余人的热烈欢迎，一群活泼可爱的洛杉矶儿童保育院孩子向她献上了鲜花。当晚，毛泽东还特别为宋庆龄举行了欢迎宴会。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下，在中共中央细致周密的安排下，宋庆龄最终放弃了原来只在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结束就回沪的计划。

8月28日抵平后，在等待新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宋庆龄出席了一系列公开活动：9月1日出席冯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9月6日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9月20日出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北平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参加新政协的女代表的招待会。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她作为无党派人士，以特别邀请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目睹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兴奋地认为“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10月17日，宋庆龄在罗叔章和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等人陪同下，返抵上海。以后，宋庆龄每年均定期赴京“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