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在清末民初时期，政治暗杀事件风起云涌，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李沛基刺杀广州将军凤山、彭家珍刺杀良弼、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等等。革命党人前赴后继，而满清勋贵却惊魂失魄、整日惶恐不安。我们都知道，在辛亥革命前夕到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组织北伐的期间，革命党都没有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然而，辛亥革命之所以能一举而功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革命暗杀的功效。在暗杀如此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各地的督抚早已不敢轻易得罪革命党人，即便发现了革命党人的活动，要不假装不知，要不“礼送出境”。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也是如此，并非出於满清勋贵的仁厚，而是满清已经渐渐失去了对天下的掌控。在此情况下，杀了汪精卫的话，日后其生活将更不得安稳。而进入民国时代，政治暗杀与血亲复仇更是枚不胜举， 如宋教仁、陶成章、陈其美、廖仲恺、孙传芳、王亚樵等等都死於刺杀。

吴樾在其遗著《暗杀时代》一书中写道：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此暗杀形态并不简单等同於现今的恐怖活动，革命暗杀乃是针对满清勋贵，而今天的恐怖分子却将矛头指向了无辜的平民。那么，是什么原因而引发了这暗杀时代呢？我国的暗杀政治，在秦统一天下之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了。而熟悉日本幕末时期政治形态的，都很清楚在日本的幕末时期，也是暗杀盛行的时代。而清末革命党却几乎都有留日的背景，当时的日本是我国学习的榜样，这革命暗杀的手段也是取法於日本。

而开启日本与中国的暗杀时代，却源於幕末的一场著名刺杀事件，即为：“樱田门外之变”。1853年7月，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黑船事件），而其他西方列强也紧随美国之后，纷纷向日本提出了通商的要求。日本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而在日本的国内出现了两派的政治主张。一派以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彦根藩藩主，战国时期的德川四天王之一井伊直政之后）为首，见识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主张和平开国。另一派以德川齐昭（水户藩藩主，德川御三家之一）为首，强烈主战(即攘夷派）。

两派除在“开国通商”的观点相左外，而在将军继嗣的问题上更是水火不容。第13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定无后，按规定可由御三家（水户藩因犯风水上的忌讳，而被排除在外）、御三卿之中迎立一位养子以作为幕府宗家的嗣子。井伊直弼主张拥立纪州藩（御三家之一）的德川庆福（14代幕府将军）为将军嗣子（先前几任幕府将军也来自纪州藩）。而德川齐昭却主张拥立自己的儿子一桥庆喜（15代幕府将军，被过继给了御三卿之一的一桥德川家）为将军嗣子。最终，井伊直弼在将军继嗣的问题上胜出，成功拥立了德川庆福为将军嗣子。

水户藩虽是德川御三家之一，在政治思想上却是幕府宗家的命中克星。日本天皇已经丧失权力近七百年，而水户藩却尤其尊崇儒家的朱子学说，在水户藩帝二代藩主德川光圀主修的《大日本史》中，全书都贯彻了儒家的那种“大义名分”的尊皇思想。使得尊皇思想在水户甚为盛行，被称为水户学说，而这也是“倒幕运动”的思想源头。

最终，水户藩因为在“开国通商”与“将军继嗣”问题上与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矛盾冲突。於安政6年（1859年），德川齐昭与越前藩（德川旁系）藩主松平庆永、尾张藩（御三家之一）藩主德川庆恕、儿子一桥庆喜（御三卿之一）等不时擅自到江户城抗议，以诘问井伊直弼。德川齐昭等人的犯上，迎来了幕府的最终处罚决定。德川齐昭被勒令永蛰居（终身闭门），松平庆永等人也都受“隐居谨慎”（禁闭）处分不等。同时，受株连的公卿、大名、藩士等达一百多人，而吉田松阴（长州藩藩士，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主张武力倒幕）、桥本左内（福井藩藩士）等八人被斩首，此即为安政大狱。

水户藩受此严重处罚（也有其他主张攘夷的藩被处罚），使得水户藩藩士群情激昂。有些激进的藩士便决定暗杀井伊直弼以复仇，为免连累本藩，便纷纷脱藩而先成为了浪士。1860年3月，17名水户浪士、1名萨摩浪士，被后世合称为“樱田十八士”，於井伊直弼进城的必经之路--樱田门附近埋伏等候。虽然井伊直弼的护卫在人数上（60多人）占有优势，但因措手不及而被“樱田十八士”得手，井伊直弼最终被取下首级，是为“樱田门外之变”。

虽在“樱田门外之变”之前，日本的历史上也有很感人的武士为主人复仇事件，如赤穗四十七义士事件等。但“樱田门外之变”却是一场以政治为目标的成功暗杀事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日本政治。而后来日本有许多政治人物死於暗杀，如大久保利通、原敬、犬养毅、高桥是清、斋藤实等，亦是受“樱田门之变”之影响。而我国清末民初的暗杀政治，又是深受了日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