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从海昏侯看汉王朝的接班人问题

最近电视台连日播放江西南昌发掘海昏侯墓的镜头，从发掘的初步状况看，墓葬品极为丰富，此墓应是海昏侯刘贺的墓，也只有他的墓，才可能有这样丰富的陪葬品。刘贺做过二十七天皇帝，说实在的，他是一个没有心机又非常任性的少年皇帝，做皇帝千万不能任性，尽管名义上他的地位是至高无上，实际上这个位置并没有多少自由度，有人可以立你为帝，同样也可以废掉你。比较一下他与汉宣帝即位初期的表现，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来，提供的只是机会，这个机会要看你能不能去掌控了。

刘贺干了不少荒唐事，很快被霍光废掉了，他原来是继承父亲昌邑王刘的王位，昌邑王的封地在鲁西南，原为汉的山阳郡，他被废以后，群臣一度建议把他迁到汉中房陵县，然而太后决定把刘贺放归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及哀王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国除，为山阳郡”，故这个昌邑王财物甚多。到了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改封刘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让他就国于豫章，这样才被迁到今天的江西南昌。关于原昌邑王、后为海昏侯的故事甚多，从他身上可以知道那时帝王子弟的生活是何等的荒诞不经。

现在考古和文物研究偏重于物，没有更多地关注出土文物与墓主人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文物考古应该因物及人，其人究竟是何等样人，从他的生活和遭遇可以知道一点历史的基本知识以及何以为人的经验教训，即使你生在帝王之家也不可以胡作非为。当然对于享乐至上、游戏人生的人而言，则又是另一回事了。我讲的是人的故事，至于文物则要那些考古专家和学者们去论说了。

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许多故事还得从他祖父母，即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浪漫故事说起，李夫人是因她哥哥李延年的缘故而为汉武帝所宠幸，《汉书• 外戚• 孝武李夫人传》称：“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李延年用现在的话讲，他是一个音乐家，擅长作曲和编舞，对司马相如的诗赋，李延年能加以谱曲，其本传称：“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汉书• 外戚• 孝武李夫人传》记载：“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以倾国倾城来形容美人之典故即出于此，“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即刘）。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这是汉武帝去世以后，霍光所以想着要立昌邑王刘贺为帝的起因，那时刘已去世，他的儿子刘贺继立为昌邑王。

如今海昏侯墓中陪葬的那么多财宝，当是汉武帝封昌邑王刘时，因李夫人之故所赐特别丰厚，刘贺继承了这些财宝。由于这是汉武帝所赐，故霍光在废刘贺时，仍让他保留了这批财宝，刘贺改为海昏侯后，他又带到了豫章，最终带到墓中。从墓中出土的大批黄金和珍贵文物，可以让我们知道汉武帝宫庭生活之奢侈。当然，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墓中的文物知道当时的工艺水平和帝室财富占有的状况，这一切都是当时劳动人民的血汗。另一方面，这些财宝究竟给刘和刘贺带来了什么，怎么样去爱护子孙，究竟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这对当今富豪和官家如何爱护自己子弟来说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也许就是海昏侯墓中那么多财宝能带给今人的另一重启迪。

放纵的昌邑王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昌邑王刘亦去世，于是由其子刘贺继为昌邑王。由于刘是李夫人之子，其就国时，汉武帝对其赏赐特别丰厚。刘死后二年，汉武帝也去世了，武帝临终前，立其幼子弗陵为太子。霍光是霍去病的兄弟，十余岁时随霍去病前往长安，于是以霍光为郎。霍去病去世以后，霍光为奉车都尉，追随在武帝左右。《汉书》本传称：“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汉武帝）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刘弗陵是赵婕妤之子，汉武帝欲立其子，犹恐女主乱国家，结果是立其子而逼死其母，而让霍光来辅政，在这个问题上汉武帝亦费尽心机了。刘弗陵即位为汉昭帝，当时只有8岁，政权实际是在霍光手上。昭帝在位十三年，21岁时便去世了，无子，在这种情况下，才想到立昌邑王为帝。汉武帝一共有六个儿子，当时还活着的只有广陵王刘胥，而广陵王刘胥本以行失道，汉武所不用，所以霍光有顾虑。当时有人建议废长立少，那么就考虑到汉武帝的孙子一辈，这样才选到昌邑王刘贺。那时的刘贺在二十岁左右，《资治通鉴》载：“（贺）在国素狂纵，动作无节。武帝之丧，贺游猎不止。尝游方与，不半日驰二百里。”他在年龄上与汉昭帝相仿，霍光心目中还是可以控制的。对刘贺而言则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不懂得为帝之难，心目中只有吃喝玩乐，所以一路进京的途中便已荒诞不稽，到了长安继承帝位后更是肆无忌惮，把霍光丢在一边，只顾吃喝玩乐。最为犯忌的是带了自己身边的二百多人一起进京，这样与满朝文武势必在权力结构上发生矛盾，所以做了二十七天荒唐的帝王便被废了。霍光是借皇太后的名义来废刘贺的，而这个皇太后则是霍光的外孙女，当时还只有十四五岁，等于都是霍光说了算。《通鉴》载诸臣连名奏刘贺的罪状于皇太后前，其奏文曰：

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弃天下，遣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衰，无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召内泰壹、宗庙乐人，悉奏众乐。驾法驾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曰：“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从这篇奏文可见，昌邑王刘贺如一匹野马闯进未央宫，到处乱了规矩，他只知道自己可以比在山阳郡更加放肆地吃喝玩乐，根本不知何以为帝的基本规矩，他也不是为了弄权，就是随心所欲地荒淫迷乱而已。他这样就把整个宫廷生活给打乱了，更谈不上如何处理朝政的问题。他被废之后自然不可能再呆在未央宫，结果是让他回去仍旧做他的昌邑王，赐汤沐邑二千户，除王国，恢复山阳郡，而随昌邑王进京的二百多人，都被杀了。所以做皇帝也不能任意和随心所欲地尽干那些迷乱荒唐之事，即使玩游戏，也要有一个规矩，何况是在宫廷之内呢！

刘贺回到昌邑王故地以后，汉宣帝即位，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要其条奏刘贺居处，考察他被废黜以后的表现。霍光在此前四年的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便已去世，这件事使在位的汉宣帝对刘贺在昌邑的情况不放心，所以让山阳太守去了解其在封地的动态。那时皇子皇孙们生活虽然优裕，但日子并不好过。张敞的报告说：“臣敞地节三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这种状况说明实际上刘贺是被监视居住，服侍他的奴婢还不少。其续云：

（地节）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视居处状，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臣敞与坐语中庭，阅妻子奴婢。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臣敞阅至子女持辔，故王跪曰：“持辔母，严长孙女也。”臣敞故知执金吾严延年字长孙，女罗，前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财物簿。（《汉书 • 武五子传》）

从张敞这份报告可以知道，刘贺回到昌邑被监视居住几年以后，便成为一个白痴了，与其进京以后的所作所为截然二人了，之前是不知轻重的胡作非为，后来变成木然痴呆不知所为的状态。第二年春天他便被改封为海昏侯，迁到豫章即今南昌。

刘贺死了以后，由其子刘充国继立，充国死，以弟奉亲即位。奉亲死，国除。元帝即位时，又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之孙，至东汉时尚有子息。从以上记载看，海昏侯刘贺一生是一个典型的出身于帝王之家的纨绔子弟，前面是荒诞不稽，后面是白痴，语言亦不知轻重，完全处于监视居住状态，其物质生活虽仍然豪华富贵，其智力和精神则低下不堪，一个人如果只有物质生活而没有精神的支撑，其生活也就是如此而已。史书的记载，应与其实际状况相差不远，不知这次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能否有些新的发现推翻史书上原有的记载。

问苍生的汉宣帝

可以与刘贺对比的是汉宣帝，他被推上帝位前后的表现完全不同。汉宣帝刘询本是汉武帝的曾孙，是戾太子之孙，他是皇孙之王夫人所生，生数月以后就遭遇巫蛊案，其父母、祖父母皆遇害，刘询虽尚在襁褓，仍然被收系郡邸狱，而邴吉为廷尉监，可怜他是小孩子，无辜，使人乳养，给衣食，这样他才活下来。靠邴吉的保护得以存活，遇到大赦以后，邴吉把他送到其祖母史良娣家。后来有诏书，将其送到掖庭供养，并正式入宗正籍，承认他是皇家之后代。时掖庭令张贺，当年曾在戾太子刘据手下，顾念往日旧恩，对刘询照顾较好，长大以后，为娶暴室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于是刘询依靠许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的照应，读《诗经》，《汉书• 宣帝纪》称：“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这说明刘询是在民间长大的，这一点他与刘贺生长在深宫之中不同。霍光废了刘贺，为什么选择刘询呢？其一刘询确实是汉武帝的直系后代，其二他出自戾太子刘据之后，刘据之母卫子夫与霍家有姻亲关系，霍去病是因卫子夫的缘故受到重用，霍去病之母与卫子夫是姊妹关系，而霍光又是霍去病带进宫中的，故刘询与霍家在祖上有母系的某种血缘关系，在那个时代血缘关系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病已是刘询的小名，字次卿，在刘贺被废以后，霍光便建议：“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汉书•宣帝纪》）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刘询来自民间，这种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刘询与刘贺不同，他没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班子，进入宫廷为帝只是一个人，除了依靠霍光以外，不可能有任何自己的作为，何况自己周围掌兵的都是霍家的亲信。而霍光也要观察一下刘询会怎么对待自己，所以刘询即位以后，霍光立即稽首归政，刘询只能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看起来汉宣帝对霍光是那么谦恭，实际的心理感受则是如芒刺在背，但只能忍着，否则的话霍光随时随地都能废了他，因为刘贺的下场便是前车之鉴，刘询来自民间，他知道自己身在屋檐之下，怎能不低头呢？毕竟霍光已老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忍着。

霍光是在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三月去世的，对霍光的历史地位还要作具体分析，《汉书• 昭帝纪》的班固赞称：

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

再说霍光废黜刘贺亦是对的，汉宣帝即位以后霍氏家族势力太盛，盛极而衰也是自然之理，霍光持家不严，这是其败亡的原因。霍光病危时，汉宣帝还车驾自临问病，而且为之涕泣。汉宣帝即位以后，霍光还执政了六年时间，最使汉宣帝痛心的是他的贫贱夫妻许皇后之死，为了把女儿嫁给汉宣帝并能立为皇后，霍光的夫人让人给许皇后下毒，许后立三年而崩，于是把霍光的女儿强配给汉宣帝，还立为皇后。这件事伤了汉宣帝的心，又不能言，自己身边皆是霍光安插的人，要等霍光去世，把身边霍家的人一一调走以后，才能清算霍氏家族，用许家、史家的人逐个代替霍家的人，用御史大夫魏相做丞相，汉宣帝才能躬亲朝政，才能变易霍光时的法令，鼓励儒生议论时政。于是有人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今其子孙用事，昆弟益骄恣，恐危宗庙。”再加上毒死许皇后的事被暴露出来，霍家的子侄辈亦密谋反抗。霍光死后四年，霍氏家族被捕杀，霍皇后是自杀的，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汉书•霍光传》称：

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汉宣帝刘询十八岁即帝位，在位二十五年，终年四十三岁，班固赞云：

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汉书•宣帝纪》）

《资治通鉴》亦称：

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必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换一句话说，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甚严，《通鉴》称：“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宣帝时，地方官良吏较多，著名的若赵广汉、黄霸。边将有名的若赵充国，遇到重大问题决策，在朝堂上讨论要不要采纳赵充国所提在西羌屯田的建议，史载：“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于是“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记得当年讨论逻辑问题，当时周谷城比较孤立，毛泽东在中南海见周谷城时，翻开《汉书• 赵充国传》给周谷城看，鼓励他如果自己意见正确，即使孤立，只要能坚持，少数也会变成多数的。

宣帝的太子刘曾埋怨父亲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建议要多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毛主席曾推荐大家读汉宣帝这一段话，所谓霸王道杂之及儒法并用、儒表法里，儒讲伦理，法讲治理，二者兼重，不能一任儒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任儒术”实际上也是儒表法里，汉武帝时酷吏最多，持法最严。宣帝没有废太子，那是因为太子“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汉书• 元帝纪》）。结果如毛主席所言，“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通鉴》称：“每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宣室是祭祀神灵和祖先的地方，谳狱是复核刑狱大案，该殿在前殿之侧，要斋戒而居之，以静心处理重大事项，以减少情绪化的因素影响重大决策。汉宣帝治国这二十五年，所以能够如此，与其出身于民间有关，和那些生于宫廷、长于妇人之手诸帝若刘贺及元、成、哀三帝不同。故毛主席在汉武帝以后，看重的便是汉宣帝。当然，他对霍光家族的处置还是刻薄寡恩一些，这件事他的孙子汉成帝为他补了一笔，《汉书• 霍光传》末云：“至成帝时，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词焉。元始二年，封光从父昆弟曾孙阳为博陆侯，千户。”父祖辈的过处，由儿孙辈来补，因当事者之利害关系已过去了，后嗣位者当还他一个公道。许多事并非凭一时权势能说了算，历史还是要给他一个公平的结论，霍光是霍光，他的家人做的事，不能都要死后的霍光来担责。

比较一下刘贺与刘询这两个人，都是青年时期被选进宫庭做皇帝，刘贺毕竟是生于宫廷，长于妇人之手，不知世事之轻重，被选为帝之后便胡作非为，结果是变成白痴一个。而刘询长于民间，多少有一点懂得为事之轻重缓急，知道什么时候该忍，即使芒刺在背也只能忍着，即使妻子被毒死也只能忍着，一定要有合适的时机才能真正掌握权力，才能报仇雪恨。青少年时期到社会底层去历练一番，对一个人的成长还是有益的，没有这样的历练垫底的话，成不了大气候。为子女谋求最优越的生活条件，有时候反而是害了他们，这样的成长条件经不起风浪的考验，是否经得起这样的历练，那就看你有没有这样忍受苦难的耐力，以及从底层民众中接受如何为大事业的洞察力了。在这一点上朱元璋与毛泽东之间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都在民间经历过艰难的磨练，成就事业以后，仍然保持自己的布衣情结，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一再表示自己是在苦难中历练成长的，他说：“朕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还说：“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剪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说明他是苦出身，做过佣工，当过兵，受人差遣，慢慢团结一帮兄弟，是靠自己努力才打下江山。对于他的子孙来说，就缺少那番经历了，他们是“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说他们“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他对儿子朱标说：“儿生长富贵，习于宴安，今出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观闾阎生业，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即祖宗所居，访求父老，以知吾创业不易。”说到底还是要子弟了解民间生活。毛泽东当年对毛岸英的教育也是如此，要他到工农群众中去，要他到最艰难的地方去经受磨练。实践出真知，当年上山下乡还是一件好事，对我们的干部子弟起到了锻炼作用，如今的领导成员没有当初一番磨练，哪有今天的大事业，所以我不喜欢伤痕文学的道理就在于此。刘贺、刘询这两个人一正一反的经验教训，也就是只有出身于民间，才能成大事业，汉宣帝在汉代还是一个有成就的皇帝，这与他出身于民间关系密切，民间生活对于他的成长非常有益，刘贺缺了这一点就远远不行。人总要能屈能伸，经历过升降沉浮的变化，才能知道如何应对各种不同的环境，事业一帆风顺不一定是好事，弄不好一遇大风大浪就不知所以了，如刘贺那样，只能怪自己没有出息。

王楚宁：海昏侯墓孔子屏风浅释

2015年江西海昏侯墓出土一座屏风，其上不仅绘有孔子图像，还附写有介绍孔子生平的文字[1]，这是首次发现此类文物。海昏侯墓的孔子屏风是经过科学发掘得到的标本，来源清晰，制作年代应为西汉中期，约在神爵三年随葬入海昏侯墓[2]。已经发布的孔子屏风的局部照片清晰显示有六十余字，字体为成熟的隶体，整座屏风上面全部的文字尚未公布。经仔细辨认，这些字句记载了与孔子生平有关的内容，即有与文献记载吻合之处，也有相抵牾的地方。我们不揣简陋，略作论述，希望引起学术界批评讨论。

一．孔子屏风文字释读

此次公布的孔子屏风局部照片上约写有六十余字，其中可辨认的有五十七字，分为五纵列，现释读如下：

“……字中（仲）尼，姓孔，子氏。孔子？兒……

……也。魯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孔子……

……也，自？？多来學焉。孔子弟子颜回、子赣（贡）……

……六年，孔子六十三，當此之时，周室……

……南夷與北夷交，中……”

这些语句虽不完整，但通过这些片段可以判断，整座屏风记载的是与孔子生平有关的内容，有些文字还反应了孔子所处时代的背景。

第一列文字介绍了孔子的基本个人情况：“……字中（仲）尼，姓孔，子氏。孔子？兒……”。《通志•氏族略》载：“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孔子家语》认为孔子以孔为氏[3]；《史记》则认为孔子“姓孔氏”。各种传世书籍都没有完整记载孔子的姓与氏，孔子屏风则明确写着孔子“字中（仲）尼，姓孔，子氏”，将孔子的姓、氏、字完整记录。其后的“孔子？兒……”，很可能就是在对孔子年少时的情况进行介绍，《孔子世家》有“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的记载。故“兒”字之前的“？”，或是“为”字。

第二列文字应是对孔子成年后的情况进行介绍，并且记述有详细的时间：“……也。魯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孔子……”。这段文字与史籍记载差异较大，详见后述。

第三列文字介绍了孔子的教学情况：“……也，自？？多来學焉。孔子弟子颜回、子赣（贡）……”。《孔子世家》载“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由此我们推测“自？？多来學焉”之间的“？？”应是“远方”。这段文字表达的意思是：很多远方的人来向孔子求学。这段文字中明确提及的孔子弟子是颜回与子赣（子贡）。

子赣就是子贡，即孔门十哲中的端木赐。“赣”、“贡”二字在上古汉语中读音相近，含义类似，故常做通假[4]。如《史记•货殖列传》在记述端木赐的事迹时就将“子赣”又写作“子贡” [5]；1973年于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的定州汉简在记述端木赐时也有“子赣”、“子贡”等多种写法[6]。

第四列文字应是记载孔子六十三岁时的状况：“……（六）年，孔子六十三，當此之时，周室……”。据《史记》记载，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孔子六十三岁，孔子与弟子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人相救，由楚返卫[7]。但其中的“（六）年”，若按屏风前文“魯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推断，则孔子六十三岁时应是鲁定公六年（前504年）前后，鲁定公六年（前504年）与鲁哀公六年（前489年）相差十五年。《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屏风文字“當此之时，周室……”的后面很可能就是记述这一时段内周室衰微的状况。

第五列文字我们释为：“……南夷与北夷交，中……”。《春秋公羊传》中有“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意为：南边的夷人与北边的狄人相呼应，中国的命运像差点儿就要断掉的线一样。孔子屏风上“南夷与北夷交”的后面紧接“中”字，故我们认为这句话完整的样子很可能就是《公羊传》中的“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秋时期即有“四夷”的概念，四方之人统称为夷，似乎没有明确的区分[8]。《孟子》中虽已单独出现“东夷”、“南蛮”等称谓，但“北夷”、“西夷”等称呼仍然存在[9]。“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明确记载，在大约成书于战国的《管子•小匡》中才正式出现[10]；在成书于西汉的《礼记•王制》中才有了更为准确与细致的区分[11]。如果按照《左传》与《孟子》中的记述，应是“南夷”与“北夷”并称；如果按照《管子》与《礼记》中的称谓系统，应是“南蛮”与“北狄”并举。孔子屏风上的“南夷与北夷交”就是传世《公羊传》中的“南夷与北狄交”。

二．孔子屏风推算的孔子生年

孔子屏风的第二列文字“……也。魯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孔子……”告诉了我们孔子三十岁时的准确纪年，由这一时间节点可以推算出孔子的生年——鲁襄公七年（前566年）。孔子屏风记载的孔子生年比《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早十四年、比《史记•孔子世家》早十五年。

虽然第二列文字前后的句子难于辨识，不能准确地判定上下文的句义，但“魯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这十个字字迹清晰、语句完整。尤其是与年代或时间有关的“昭”、“六”、“卅”三个字，均能清楚辨识。

这句话前面的文字虽难以辨识，但句末的“也”字清晰可见。“也”在古汉语中多作助词，用在句末表示判断或肯定语气。通过“也”字我们可以判定，“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的前一句“……也”的句义已经结束。而其后衔接的“孔子”二字，从句法的角度看，应是下一个新句子的主语。故而我们认为，“魯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一句是独立的单句，表达了一个完整的句义，并不与前面的“……也”一句或其后的“孔子……”一句构成复句。

“魯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意为：鲁昭公六年的时候，孔子大概三十岁（中国古代以虚岁计龄，以出生时为一岁，本文的计龄方式皆为虚岁）。鲁昭公六年即前536年，这段记述与传世书籍中关于孔子年龄的记载差异较大。史籍中对孔子生年有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0年）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两种记载。若按史籍中孔子生年推算，鲁昭公六年时孔子大约十六、七岁，绝不是“盖卅矣（大概三十岁）”。

关于孔子出生日期最早的记录来自《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据《经典释文》载，此句在唐初有三个版本：①十月庚子②十一月庚子③本无此句。稍后成书的《春秋榖梁传》中纪录的孔子生年为：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而《史记•孔子世家》不仅记录了“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还明确记载了孔子三十岁的纪年：“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现存的几种孔子生年的说法不过相差一年，但按照孔子屏风的文字推算，孔子的生年比史籍记载的要早十四、五年，故郭永秉先生在《屏风上的断想》[12]一文中也认为：“屏风上的记载，实在是出入得大了一点”。

此次公布的孔子屏风局部照片中关于孔子年龄的记载并不只有“……也。魯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孔子……”一句。第四列文字“……（六）年，孔子六十三，當此之时，周室……”也明确记载了孔子六十三岁时正是某位国君的“（六）年”。

孔子为鲁人，屏风前文亦用鲁公纪年，故此处应当是某位鲁公的“六年”。《史记》明确记载了孔子六十三岁时的纪年：“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但已发布的屏风照片并没给出在孔子六十三岁这一年究竟是哪位鲁公的“六年”。

如果以鲁昭公六年时孔子三十岁为基点推算，孔子六十三岁时应是鲁定公七年（前503年）。但“盖”字[13]在古代汉语中作副词时表“大概、大约”之意，“盖卅矣”即大约三十岁。若鲁昭公六年（前536年），孔子大概三十岁、实为三十一岁的话，那么鲁定公六年（前504年）就是孔子屏风中提到的孔子六十三岁时的“（六）年”。

根据孔子屏风的文字，可推算出孔子生于鲁襄公七年（前566年），鲁昭公六年（前536年）时“孔子盖卅矣”，鲁定公六年（前504年）时“孔子六十三”。屏风的记载与传世书籍差异较大，详见下表：

三．结语

根据已公布的屏风文字可知孔子“姓孔，子氏”，鲁昭公六年（前537年）“孔子盖卅矣”，这都是与传世文献不合之处。而“字中（仲）尼”、“自？？多来學焉”、“孔子弟子颜回、子赣（贡）”、“南夷與北夷交”等语句与文献的记载一致。

据《史记》记载，巫蛊之祸后，太子之位空缺，燕王刘旦上书请求宿卫宫中。武帝认为刘旦欲争太子位，说：“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虽然巫蛊之祸发生在海昏侯刘贺的父亲——昌邑哀王刘髆受封之后，但武帝在为刘髆选择封地时应已有所考量。刘贺嗣位为昌邑王后，更是选择当世大儒做昌邑王师[14]，往来人物也多有儒生。他被废时的辩解词：“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即语出儒家经典——《孝经》[15]。可以说，儒学对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故在海昏侯墓主椁室内发现孔子屏风并不偶然，这体现了海昏侯刘贺对儒学与孔子的尊重。

墓主人海昏侯刘贺自小生长于昌邑，昌邑曾属鲁国，是孔子的母国，所以刘贺应该对孔子的个人情况应有所了解。孔子的生年与而立之年的年份，在史籍中也有明确的记载。至于海昏侯墓出土屏风中孔子“盖卅矣”的年份与史籍差异较大的原因，笔者不敢妄断，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才能定论。

[1] 央视网：《江西西汉大墓发现疑似迄今最早的孔子画像》

[2] 《汉书•王子侯表》：“海昏侯贺……神爵三年薨”。

[3] 《孔子家语•本姓解》：“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

[4] 《说文》： “赣，赐也。” 《尔雅义疏》：“贡者，赣之假音也。”

[5] 《史记•货殖列传》：“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子贡结驷连骑……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6] 李建平：《从定州简

看“子贡”与“子赣”》

[7] 《史记•孔子世家》：“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8] 《左传•昭公十七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9] 《孟子•尽心下》：“南面而征北夷怨，东面征而西夷怨。”

[10] 《管子•小匡》“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莫不宾服。”

[11] 《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12] 《文汇报》2015年12月13日。

[13] 此句中的“盖”字类似简化后的“盖”，而非“蓋”。据《简化字溯源》考订：“ ‘盖’字来源于隶书。成熟的‘盖’字最早出现于东汉汉安二年（前143年）的碑刻北海相景君铭上”。孔子屏风上的“盖”或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盖”字。

[14] 《汉纪•孝昭皇帝纪》：“河南王式字翁思，为贺师……为世儒宗。”

[15] 《孝经•谏诤》：“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辛德勇：由海昏侯墓谈到刘贺的生平

刘贺为何被废：假皇帝想当真皇帝

其实这一事件的真相，并不难揭示，从昌邑王刘贺和霍光这两方面都能够找到清楚的线索。在独揽朝政多年之后，霍光遣人迎立昌邑王的意图，当时冷眼旁观者都一清二楚。在昌邑王入京时，其王府中尉王吉即特地上书，恺切陈情，非常明确地告诫昌邑王，他的身份，只是霍光选择的傀儡，故即位后只能像昭帝一样“垂拱南面”而“慎毋有所发”，绝不能触动霍光的权柄。

孰知昌邑王刘贺并未能依言行事，竟然头脑发热，真的做起皇帝来了。在废黜皇位时，霍光数算其罪过，云昌邑王“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特别是刘贺已经着手调整宫廷禁卫兵马，诏命“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亦即掌管太后寝宫长乐宫的戍卫，这是控制上官太后言行举止乃至生命安危的紧要职位，霍光对此当然已经忍无可忍，废黜其位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刘贺从封国带到京城有旧臣二百余人，他们大多都被霍光判以“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的罪名，悉数诛杀。这批人临刑前号呼市中，连连大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两句痛惜不已的哀叹，清楚反映出昌邑王登基之后，面对霍光统揽朝政的局面，这些人已经谋划采取行动，清除霍光。无奈霍光已经严密控制朝廷多年，宫禁内外，多有耳目，对此必定有所风闻，从而迫使霍光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抢先下手，废除昌邑王刚刚得到的皇位。

在霍光这一方面，《汉书》记载其谋划废立皇帝事经过云：

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密室阴谋擘划停当之后，这场政变大戏，也就粉墨登场了：

（霍光）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此情此景，今日读来，依然寒气逼人；而且就连霍光本人，在数年之后，忆及当时“震动朝廷”的情景，尚且“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刘贺如何从废帝成了海昏侯？

霍光发动政变赶走昌邑王之后，依然需要扶持一位刘姓皇帝，因“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咸称述焉”，于是选定了皇曾孙病已，这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与昌邑王相比，新皇帝的辈分又降低一辈，年龄则仍大致相当，对于霍光来说，这显然更有利于施展上官太后的权威，来帮助他控制朝政，而宣帝长养民间，岳父许广汉亦不过是一受刑宦者，没有政治势力作根基，同样也更容易摆布，此即清人恽敬在分析宣帝得以入主大统的原因时所说：“光惩于此（德勇案，指上节所述‘昌邑群臣谋光’事），故立宣帝，以起侧微，无从官及强婣亲为党也。”近人吕思勉在研究昭宣之际史事时，也得出了同样结论，以为“昌邑以亲藩邸旧臣败，（霍）光未尝不惩其事，宣帝起匹夫，则无辅之者矣”。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再重新造就一个合乎霍家理想的傀儡皇帝。

然而，霍光及其家人党羽，都大大低估了宣帝的能力。汉宣帝自幼饱经磨难，与生长于皇宫王室而不知世事的昭帝、昌邑王完全不同，能够更为理智地审时度势，从大处着眼，妥善处理好和霍光及其党羽的关系。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早有思想准备，十分清楚面对这种局面，轻举妄动，只能重蹈昌邑王覆辙。他需要做的事情，只是耐心等待时机，故史称“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恭）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

在痛苦的忍耐中又度过六年之后，直到所谓地节二年（实际上当时行用的年号是本始六年）三月，汉宣帝终于熬到了出头的日子：这时霍光死掉了。从这一年五月起，宣帝开始“亲政”亦即直接处理朝廷日常政务了。接下来，汉宣帝用很老辣的手腕，在以隆重的礼节厚葬霍光的同时，寻找时机，一举彻底清除了霍家的势力。

被废除帝位之后返归故国的刘贺，位置颇有些微妙。《汉书》本传记载霍光以上官皇后的名义，“赐汤沐邑二千户（《汉书?诸侯王表》说是‘三千户’，未详孰是），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国初，为山阳郡”。汉宣帝登基后，派遣山阳太守张敞去察看昌邑王的动向，张敞汇报情况时也称刘贺为“故昌邑王”，而且是“居故宫”，后来赐封为海昏侯时也称“其封故昌邑王”云云。区区两千户汤沐邑尚不及后来所封海昏侯之“食邑四千户”，加之“故昌邑王”等说法，都表明刘贺在被废除帝位之后，一直没有其他爵位，只是故王和废帝而已。

明确这一点可以知道，汉宣帝在元康三年将刘贺赐封为海昏侯，实际上是要给这段历史一个了结，而刘贺到豫章后之所以还会有这么厚重的陪葬，显然与刘贺初被废黜帝位时仍能继续保留有“故王家财物”具有直接关系，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那件“昌邑九年造”漆器，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