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这个词在中国传统史书中出现时一般不带有正面的意义。如果用酷吏形容一个官员，也远称不上是赞扬。但从史记中酷吏列传的记载看，这些酷吏并不是什么凶恶之人，也不是贪官污吏，反而是一些对人民来说称得上好官的人。为什么被称为酷吏？基本是因为他们杀人不手软。那具体是杀谁呢？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如果是杀的是该死之人，就不能对他们过于苛责。就像在抗战期间，没人会批评别人杀日本鬼子杀的太多一样。我们还是看具体的事迹吧。

我们找几个有名的“酷吏”来看一下，比如郅都、赵禹、张汤、王温舒等。

首先看行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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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都：汉景帝时，“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当地的政府官员完全不敢管，汉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太守，他一到济南“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灭了这些人的“带头大哥”，其他都不敢乱来了。他不管权贵还是皇亲国戚，都一视同仁，严格执行法律，这些人见了郅都侧目而视，称他为“苍鹰”。因为审讯临江王，临江王自杀，窦太后认为竟敢侵犯皇家之人，大怒，皇帝不得以把他贬到了雁门当太守。匈奴知道他去了，立刻引兵离开雁门附近，在他死后都不敢靠近雁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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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张汤从小就有审讯老鼠的事迹，因此被父亲刻意培养成断狱方面的人才。张汤做事，不避权贵，只要有案件都会一查到底，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虽然张汤做事严苛，但对身边的下属都很好，在他向皇帝提出意见后，如果皇帝首肯，觉得很不错，他就会说这其实是我手下某某人的意思，我也没想到；如果皇帝觉得不行，受到了批评，他就会说这都是我的想法，我很愚钝，要不是皇帝提点，我还不知道，很会“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张汤常常和皇帝论事，从早说到晚，丞相都说不上话，就是当个摆设而已。有一次议论和匈奴和亲之事，一个叫狄山的大臣极力赞成，皇帝问张汤，张汤说这人就是个“愚儒”，狄山立刻反击说，我要是愚儒，那你就是“诈忠”，而且攻击张汤惩治皇亲国戚是“离间骨肉”。皇帝于是问狄山：你说他是诈，那你是真的了？我给你一个郡，你能让匈奴不入侵吗？狄山说：我不行。那给你一个县呢？还是不行。那给你一个小要塞总行了吧？狄山想想，再说不行估计就要当场完蛋了，于是硬着头皮说，可以。于是皇帝派他去守卫一个小要塞。一个月后，匈奴把他的头砍下来带走了。

王温舒（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

王温舒：此人给后世最大的印象就是杀人如麻。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主要是在外为官，离皇帝远一点，因此处罚措施的施行更加方便一点，自由裁量范围大一点，受到的干扰也比较少。他任广平都尉时，就选择“豪敢任吏”十多个人来给他做事。这些人本来就有作奸犯科的案底，如果认真配合他做事，那就相安无事，如果还敢继续为非作歹，王温舒就“因其事夷之，亦灭宗”，不仅新账旧账一起算，而且牵连全族人。当时河内的豪族大家，都是有背景有势力的人，名声在外，无人敢惹。王温舒备了五十多匹马，从河内到长安一路安排好，然后用在广平时的方法，“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然后向皇帝上书请求罪行严重的诛灭全族，罪行小的杀。因为准备充分，两三天皇帝的批复就下来了：同意。王温舒立刻开刀杀人，让这些人连走关系说情的时间都没有，“血流十余里”。效果立竿见影，“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连小偷都没有了。由于要杀的人太多，拖到春天都没杀完。根据古代刑法要求，杀人只能后秋后或冬天，春天不能杀人。王温舒感慨，再给我一个月，我就能把这件事做利落了。

其次，看个人德行如何。

对于郅都，史记记载是“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为人很勇猛，有气力，公正廉洁，从来不打开请托说情的文书，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东西，连请托的话都不停。张汤除了对下属好，在惩治对象上也是有选择的，如果是豪门大族犯事，张汤一定想尽办法治罪，如果是下边贫弱的百姓犯罪，张汤就会想办法给他们开脱。张汤死时，家里只有五百金，全部是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的俸禄，没有其他财产来源。赵禹与张汤关系比较好，他为人廉洁，从来不在自己家里招待宾客，公卿上门请赵禹，他也从来不答谢，就是为了断绝宾客的请托之门。

最后，看他们的治理效果。

因为他们手段残酷，当时社会环境变成白色恐怖了吗？并没有，反而是变好了。郅都治理济南后“郡中不拾遗”。王温舒的效果也是广平“道不拾遗”，河内“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社会环境变得相当好。

既然他们治国这么有成效，为什么被称为“酷吏”呢？这种称呼合理吗？

从他们的手段来讲，“酷吏”也算勉强称得上，他们的确杀人比较多。但在这里要注意，不是他们生性残忍，因为当时的刑罚，尤其是肉刑本身就是比较重的，而不是他们个人加重的，他们只是严格执行法律而已。但为什么史书中对他们的评价倾向于负面呢？

第一，史书写作者的立场。他们这些人主要在对付哪些人？豪门大族、皇亲国戚、各种权贵势力。在史书中屡次提到“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群臣震慑”“所斩伐不避贵戚”，他们从来没有大肆杀过普通百姓。于是他们生前一直受到各种谗言的攻击，很多人下场很惨，不是自杀，就是被杀，甚至被族灭。因此为了避讳，关于他们的记载就不可能太正面，否则就是为他们叫好，就意味着打这些豪族和皇亲国戚的脸。而真正受惠的普通百姓则没有著史的权利，私人著史是违法的。因此，史书只能是照顾这些“强权”的脸面。当然，对司马迁不能太苛责，他已经尽力写了一点自己的看法“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对他们还是做了一点正面评价的。

第二，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当时的汉代，儒家思想已成为正统思想，司马迁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在酷吏列传的开头，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说应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要用道德去引导他们，要有仁爱之心，不能随意杀人。至于这种方法管用不管用，大家结合历史看看也能知道答案。

综合来看，这些人在汉代是一群敢于对抗权贵的人，他们严格执行手中的法律，不论高低贵贱，一视同仁。当时的权贵有“八议”之法等各种逃脱刑罚出发的方法，但他们以他们的残酷告诉这些权贵，还是有人敢杀你们的。这样的官员，从此之后就基本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至今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