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缓祸”与“斥和”之争，尹煌对仁祖投降论调的批判？

尹煌一直是“缓祸、斥和论争”中最为激进的一位。他从一开始就认为缓祸论误国，并指斥李贵、崔鸣吉等人之所为有甚于南宋秦桧，足见对主和论愤恨至极。在他看来，缓祸论助长了腐败风气的滋生，正好迎合了屈膝苟安者的投降心态，根本上是在摧毁朝廷的斗争意志，故危害甚深。朝鲜君臣主观上意志懈怠、对战争逃避，才是朝鲜在战争中失败之原因所在。而缓祸论与斥和论之间的辩论亦随着尹煌将“缓祸论即是投降论”观点的抛出，在燕尾亭盟誓当日进一步升级。尽管对刘兴柞提出的条件讨价还价、避重就轻，但是，仁祖等人盼望己久的和谈终于草草成议。

然而，尹煌却站出来，直斥“讲和”即为“投降”，引发了满朝争议。尹煌认为后金悬军深入、军无后继，正是敌虚我盛的大好时机但“主和误国之臣”却不思上进，一心讲和，恬然不知为耻，尹煌为此深感痛心。尹煌还认为，和与降区别在于，和是为通好，需体现平等意义，而降则为“一国屈伏之谓”。尹煌针锋相对地指出，后金凌驾于朝鲜之上的气势显而易见，后金讲和绝对不会只为通好。尹煌撕去主和者用缓祸来逃避指责、为自己辩护的虚伪面纱，赤裸裸地指明议和就是卖国投降，是完全丧失国格的事情。“降”字让身为一国之君的仁祖深感羞辱和不安。

首先，在以道德作为主要评价标准的朝鲜社会，尤其是在两班贵族标榜“礼义”、把历史荣辱感看得很重的政治文化氛围下，“降”字对一国之君政治威望的影响是很致命的。因为在情理上不占优势，仁祖才气急败坏地斥责尹煌的“欺君之罪”。事实上，仁祖担心的不仅仅是尹煌一人，而是担心他的言论会蛊惑人心，加剧民众对朝廷的误解这就不仅是对国家上下抗敌情绪的严重打击，也是统治秩序动荡的不安定因素“方当与虏约和，人心疑讶之际，速以降虏之说，传播远近，上下之人，必谓予有降虏之实，予所以深恶也。”

​如此下去，仁祖的“投降论”不仅为时人不齿，而且还会在历史中影响更恶劣。其次，用历史比较的眼光看，“降”字一出，其性质甚过光海君“持两端”的观望态度，这让曾激烈地批判过“昏朝”的仁祖及西人党大臣们甚觉尴尬、汗颜。“降”的提出，审问了仁祖的国家观和对社会的良心和责任，对仁祖的自尊自然是沉重一击。

在仁祖看来，后金对朝鲜的羞辱是远，眼前尹煌的指责则让他马上感到无地自容“降者，屈膝称臣之谓也。尹煌忍为此说，陷君不测，尔等如是掩护，今日人心，概可知也。尔等虽以降字，不以为怪，于予则此言极重，不敢想视矣。”仁祖既气恼，又胆寒，遂欲将尹煌以欺君之罪削职。尹煌一语既出，朝廷上下为之申辩陈奏者纷至沓来。政院诸大臣为尹煌求情，认为尹煌只是出于一时之愤惋，并无辱君之意。二月十八日，典翰姜硕期等上奏斥和，姜硕期不仅支持尹煌对“议和投降论”的定性，且称尹煌句句真诚，非过激之言朝廷“谓降将不失臣节，谓虏使解纷释乱”的做法本质上是在自欺欺人，而对后金赂以金增、质以王弟的卑屈做法，亦与“降”字无异尹煌敢发正义之言，实为难得，朝廷竟不加以奖励，反以凶惨等语斥之，必然使正士结舌，直气摧沮，社会之止气和奋进之声被压抑。

此外，两湖士人也纷纷争投匿名书，声援尹煌，他们多发过激之论，对和议大肆讥毁。在朝议的压力下，仁祖感到自己因一言不妥而罢黝大臣、情绪失控的做法，不仅有失身份，而且名不正、言不顺，故暂免尹煌之罪，以化解政议分歧。然而，纵使仁祖谅解了尹煌，但主和论者却对斥和论者更加嫉恨。外交路线上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各派围绕争夺政治权力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他们争执的不单纯是孰对孰错，而是谁可以得势于朝廷。以李贵等为代表的缓和论者坚持认为缓兵之举乃光明正大之事，反称尹煌以个人爱恶，态意传击、更以“降”字为言、大谈张皇不近之说，书送于连山乡族，传播于湖岭之间，使之传播远近、书于史册，败坏国家名声。

他批驳斥和之非，不过是想掩盖和议背后的矛盾和朝廷的过失，而对于和议对朝鲜造成的严重后果则始终避而不谈，尹煌提出的“降”字实际上是仁祖及主和论者潜意识里一直不敢正视的问题，虽然斥和论一直遭到主和派权臣的竭力压制和反驳，但朝鲜社会对后金的仇恨却不可能因此而停止。江都往盟在即，完川君崔来吉欲与刘海“死于一剑，以乖和事”平壤盟誓之后，朝鲜上下更是因后金的贪婪和强压痛苦不堪。朝鲜君臣己为坚持议和而深陷虎口，颇有悔意。尹煌之前以“降”字对缓祸论的定性，勾起了仁祖心中隐隐的伤痛。尹煌的斥绝观点逐步得到更多的公开认可和赞扬。持平赵炯大赞尹煌所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