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长期以来,唐诗已成为人们审美想象的某种标杆。假如你是一个盛唐的读书人，不会写诗那是难以想象的。那么，最好的诗歌为何会出现在盛唐？

初唐时期，虽然也有“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这样少数的革新者，但它仍属于“宫体诗”的时代。“宫体诗”既指一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体，又指在宫廷所形成的一种诗风，辞藻冗滥，多是应制之作。

南北朝时期，诗歌代表的美学成就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标志。然而，正是宫体诗为后来被称为“唐诗门户”的律诗这样一种新体式的最终确立，奠立基础。律诗体式的确立，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唐诗兴盛最为核心的内因。

当然，这一体制的建构更为漫长,从建安时期写诗注重对句，到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发明“四声”，到后来的调平仄、三部式结构，律诗一直到8世纪初，才由唐中宗时期的宫廷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确立。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的著作中，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律诗写作的三部式结构——头两句介绍事件、中间写对句、结尾表达旨意——与宫体诗写作的内在联系：“在宫廷诗中，对偶句是诗体的兴趣中心。‘对属能’是迅速作诗的首要必备条件，一旦掌握了这一技巧，朝臣们就能很快写出中间部分，把精力用来写出精巧的结尾。”

这种富有规则感的写作模式，听起来似乎是对想象力的侮辱。其实不然，正因为有了法度，诗歌写作变成可以快速习得的技能，随着写作群体的扩大，才能超拔者自然不再受到法度的限制。事实上，唐人正是这样学习写诗的。

尽管如此，在初唐这样一个门阀制度尚存的时代，诗歌依然带有浓厚的贵族文学的特点。如何让它与更广泛的人群发生关系，便需要新制度的支持。这便是隋代创立、至唐已发生变化的科举制度。

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诗歌写作被引入了进士考试。在当时，做官最主要的途径依然是世袭，科举制度不过是面向寒门和大家族的远支开放了一条上升通道。据《哈佛中国史》唐代卷的统计，整个唐代，只有10%的官员通过科举选拔而出。尽管如此，张说、张九龄这两位玄宗朝的宰相，盛唐诗坛最主要的扶持者，正是科考出来的寒门子弟。

对旧诗歌秩序最后的致命打击，来自唐玄宗在公元722年发布的诏令。这条诏令禁止诸王招揽大量宾客，这无疑结束了宫廷诗的一个重要支持根源，也关闭了在京城获得诗歌声誉的旧途径。

盛唐是一个大诗人辈出的时代。这种唯在兴趣的写作，诗歌完全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呈现。对那些聚集在长安或者往返于长安与各地之间的诗人来说，诗歌就是一种必要的社交手段。那时的诗人，无论见面、分别、宴会，都要写诗。

科举、入幕、从军、隐居，唐代文人的生活选择丰富多彩。由此带来的分别场合，便产生了大量著名的饯别行旅诗。

早在初唐，王勃便以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写下了那个时代的昂扬。长安大诗人王维写下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入乐之后更成为当时的流行曲目。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则将汪伦的名字永远留在了诗歌史上。

盛唐诗歌中，后来被引为大宗的边塞诗，与诗人们游边从军的选择密切相关。比起后来的王朝，唐代一直是开疆拓土的扩张性国家，这也为诗人提供了弃笔从戎的机会。有史学家认为，某种程度上，“游边也是为了取功名，由于边关将领有举荐的权力，可以升迁更快”。

边塞诗是一个陈旧的题材，从王翰的《凉州词》、高适的《燕歌行》到李白的《战城南》，包括王昌龄也写下了大量边塞诗，其中就有那首被称为“唐代七绝压卷之作”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但边塞诗的集大成者，无疑属岑参。岑参能写好边塞诗并不奇怪，自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出任大将高仙芝的幕僚后，岑参跟随他抵达在中亚库车的驻地安西。战争惨败后，他后来又在名将封常清幕府担任判官，在中亚的北庭和轮台待了几年。用现代学者郑振铎的话说：“他句句从体验中来，从阅历里出。”岑参的诗歌，不但写到西域边塞的寒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同样写到极具异国特色的火山：“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隐居之风，在盛唐也非常流行。这与君主为了粉饰太平，热衷征召山野的隐逸高士密不可分。这也促进了盛唐诗歌中另一大宗山水田园诗的兴盛。

有学者考证，王维大约在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隐居于淇上，后来又在终南山辋川边得到宋之问当年的别业（注：类似于庄园）,过着流连山水、半官半隐的生活。其间，王维写作了大量山水田园风格的诗歌，其中诸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简淡自然而又意蕴深远的描写，在当时人看来代表了诗歌的最高成就。

尽管作为长安诗人的代表，王维为当世推崇，但李白很快从蜀地把夸张的想象力带到了长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此前，有谁像李白那样以狂放不羁的想象力写作？中唐另外一位大诗人韩愈，将他与杜甫一起奉为盛唐最伟大的典范诗人。

站在韩愈另一面的大诗人白居易、元稹，显然对杜甫更为推重。在写给杜甫的墓志铭中，元稹将杜甫视为一切诗歌体式的集大成者：“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兼擅各体之外，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写了“三吏三别”为代表的“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使他的成就溢出盛唐诗歌的范围，隐隐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先声。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冬天，“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光辉灿烂的盛唐时代画上一个令人叹息的休止符。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的反复陷落与遭受劫掠，包括唐明皇与杨贵妃那段缠绵凄艳的感情生活，都成为中唐以后文人反复吟咏的话题。只是，新的文学风气的形成，还要迟至几十年后的唐宪宗元和年间，那是属于白居易和唐传奇的时代。

诗歌史上将这一引领唐诗第二个高峰的变化,称为“元和诗变”。经逢战争乱离，和整个社会的下沉，这一时期的诗人追求诗文有所承担，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复古。其中的代表白居易便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希望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和杜甫的创作精神。

诗风转变的背后，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变化，是出现藩镇林立的局面。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随着玄宗皇帝在四川颁布的《幸普安郡制》，藩镇正式拥有了财权和辟署权（注：节度使有在自己所统辖的州县行政系统之外另建幕府之权力）。这一重要变化，与中唐之后传奇（注：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的兴盛，有着密切关系。

有学者统计，中晚唐文人十之八九都有过入幕供职的经历，士人们在朝廷与藩镇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相互交流奇闻轶事的机会也大大增加。

出身寒微的进士阶层的大量涌现,也带来了这一阶层新的趣味：生活态度欠严肃，热烈地追求官能刺激，富有浪漫气味。这种新的文学趣味，不仅反映在“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的诗学风格中，在唐传奇的故事中也时有反映。

在诗歌与小说高度繁荣的中晚唐，传奇与诗歌互动频繁。不但一些著名文人，诸如元稹、韩愈、柳宗元等人，都兼具诗人与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在许多传奇作品中，主人公吟诗唱和，借以抒发情意，这也赋予了唐传奇浓厚的诗意。

不管是诗，还是传奇,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盛行的民间俗讲、说话之风的影响。无他，一个市民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