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刘整降蒙后蒙军对宋朝的战略调整是怎么样的？

蒙（元）在窝阔台时期，将进攻两淮作为重点以此宋朝的长江防线，因宋朝守御得当，至窝阔台去世，蒙（元）也未能攻破两淮。蒙哥汗时期，将四川作为战略的主攻方向，是以“主力夺取四川，控制长江上游，然后顺流东下，三路会师，直捣宋都临安”。惜四川地理形势复杂，宋军利用山城优势连续抵御住蒙（元）军进攻，最终以蒙哥战死钓鱼城下而撤军。

​至忽必烈即汉位后，对原有的战略主攻方向不能不有所调整，即由四川转移到中部襄樊，采取中路突破，直捣临安的策略，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这一策略的提出与实施则与降将刘整休戚相关。中路突破襄阳的战略提法并非自刘整首创。宋蒙交战后，蒙古方面大臣、将领即有提出此类建议。时李桢向定宗贵由进言：“襄阳乃吴、蜀之要冲，宋之喉襟，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基本。”

定宗虽赞许其言，但并未采纳。”开庆元年，杜瑛答忽必烈问：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郝经闻蒙哥汗进攻四川，长久无功的情况上了《东师议》的奏议，提出“若以机不可失，敌不可纵，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当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临安，疾雷不及掩耳，则宋可图”。及至世祖忽必烈即位，问以川蜀之事，来阿八赤方将其中始末道出，述及其父前所言以对，忽必烈听后作了一个颇有意思的动作，是为“抚掌”，也就是拍掌击节为之称赞之意，乃曰：“当时若从此策，东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声势耳。”随旭烈兀西征归来的郭侃，将捷报告予钓鱼城的蒙哥汗，适其因战而亡，至忽必烈即位，将中路攻宋的完整战略诉于元世祖：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

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杨、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破。蒙古诸将臣虽有如此之多关于中路突破襄樊、直捣临安的策略，并在事后被证明是极为正确的战略，而在此之前宋蒙双方却都对京湖沿边诸城“视如弃地”，那么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刘整的降蒙，并献出攻宋的主要方略：（至元）四年（1267）十一月，入朝，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之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当时廷议大臣反对此策略，以其“虚国病民，未见收其成功可岁月计者”，耗费国力，时间过久未予认同。缘何后续又采纳刘整的方略？邹重华认为是“忽必烈力排众议，明确表示支持刘整的建策”笔者认同此观点，只是论证还不够具体。

时（刘）整续说道：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这里有两层信息：一是为帝王者需承继正统，而正统的承继必须一统天下；二是蒙古至此已打下天下大部分疆土，具备统一的实力。为何说到“正统”忽必烈即“力排众议”而自决？这与忽必烈自幼受到的汉文化教育有关，在其后的对外征伐中延庆汉族幕僚为其出谋划策，并以汉法治理中原，对于正统的观念理解甚深。在建立国号如此重大的事情上，忽必烈上溯尧、舜、禹，下及秦、汉、隋、唐，是以完全以正统居中的姿态来对待其事，再历数自成吉思汗以来的功业，以完成“混一天下”的大业。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刘整提出正统观后忽必烈作出遵循其所提出的中路突破战略。

对于刘整在蒙（元）攻宋战略决策转变中的地位有必要再说明一下，郭侃提出进攻襄樊的战略计划虽早于刘整，但显然没有付诸实施。郭侃在忽必烈即位之初，也就是中统元年提出的平宋之策，时距刘整提出策略的至元四年已是八年时间,时移世易，不可能完全遵从此前计划。再者，且刘整素为宋朝骁将，为孟珙誉为“赛存孝”，李曾伯亦是甚为重视。《宋史·贾似道传》中记载了刘整辅助其杀退蒙（元）军的事迹：似道用刘整计，攻断浮梁，杀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肃清闻。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已作为百官认可、帝王嘉奖的功臣著称于朝。

由此致其对宋朝“上下数千里间,要害随塞,深浅远近缓急之势,备御屯战之宜,舟骑粮草之数,纤悉不遗”，对宋上上下下的情报确实可靠，这些事迹背景令刘整在说出他的攻宋战略后随即获得忽必烈的支持，为蒙（元）郭侃之所不及。最后，蒙（元）进攻襄阳时，采用刘整提出的筑城建堡策略，充分说明了刘整在提出并实施整个攻宋战略中的前锋与核心作用。洪学东在考证了宋元襄樊战役元军筑堡的确切年代后认为，“襄樊战役中，元军于 1267 年开始借互市之名修筑白河城、鹿门山堡。这一策略自刘整策划并亲自实施，他重贿吕文德，最后达到目的。”如其后所评“非刘整之叛，无以周知渡江之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