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清代宗室内过继有哪些状况，在当时有什么影响和作用？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统一多民族王朝，在其统治中国后，满洲贵族上层经历了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宗室通过学习汉文化，借鉴并吸收了汉族的宗族观与家庭观，形成了独特的过继制度。清王朝建国早期，受满族自身宗族观念的影响，宗室内过继现象并不多见，随着宗室成员不断增加，宗室贵族汉化程度不断加深，宗室内过继现象逐渐增多。有史料可查的清代宗室第一次过继，发生在顺治七年“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薨逝后。因“王无子，以豫亲王子多尔博为后，袭亲王。”后多尔博因顺治帝打压多尔衮而被命令归宗。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为多尔衮平反后，仍下令“以多尔博五世孙辅国公淳颖袭爵。”可见乾隆帝对多尔博作为多尔衮嗣子的认可。

清代宗室过继在晚清更为普遍。晚清以嘉庆帝的直系后裔为近支宗室，近支宗室各支派绝嗣情况十分突出。在近支宗室内，奕字辈共有十七人，其中十二人无子；载字辈共有二十二人，其中十三人无子。无子者增多使得近支宗室内过继现象十分普遍，财产、爵位甚至皇位的继承都需要依靠过继子嗣才能正常进行。晚清仅近支宗室过继就达十余次。宗室远支的情况虽不像近支宗室那么严峻，但绝嗣的情况同样存在。乾隆帝的皇子中，第四子永珹、第六子永瑢分别出继；第三子永璋、第十二子永璂均从其他支派内过继嗣子；第一子永璜、第十七子永璘支派内也曾过继子嗣才使爵位得以延续。乾隆帝之弟果恭亲王弘曕本人出继宗藩，子孙也经历多次过继。

自咸丰八年咸丰帝第二子悯郡王出生后，清代再无皇子降生，最后两位皇帝载湉、溥仪均由宗室旁支入继大宗而继承皇位，“己亥建储”同样是由皇子缺失而引发。载湉入继咸丰帝奕詝为嗣，被普遍认为是为方便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而进行的选择。由于载湉入继后，清政府并未在宗法上理顺光绪帝载湉与同治帝载淳的宗法关系，在光绪五年发生震动朝野的“吴可读尸谏”；溥儁被封为“皇子”，由于发生在“戊戌政变”后不久，光绪帝被废的传闻此起彼伏，且溥儁是同治帝嗣子的身份遭到中外抵制，成为“庚子之乱”发生的助力，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

无论是“吴可读尸谏”还是“己亥建储”，虽然是政治事件，但其爆发的根源均在于皇子缺失，皇位传承需通过过继进行。过继本身是一项宗族行为，由于皇位继承需依靠过继，使得宗室过继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含义。从晚清的实际情况看，载湉、溥仪即位称帝，虽然带有皇太后的政治考量，但不可否认的是，载湉、溥仪叔侄二人均为立嗣时最符合清代宗室过继习惯及过继原则之人；即使是溥儁入继载淳为嗣，虽有瑕疵，仍带有强烈的宗族性。

​《大清会典》是清代政治规范的基础，其第一卷即为宗人府的相关内容，清代从康熙年间修订《大清会典》开始，曾对《大清会典》进行多次编修，并编纂《大清会典事例》作为参考，在嘉庆年间修订的《大清会典事例》中，只编入了宗室过继时应遵循的各项原则，并未写入宗室过继的具体事例。而到光绪年间重新修订的《大清会典事例》中，才真正将宗室的过继事例编入，这也反映了光绪年间，宗室过继的普遍性。

一方面，随着宗室繁衍，宗室人员数量逐渐增多，乾隆时期已达数千，至清室退位前据说已有两万余人，宗室成员增多必然导致绝嗣的可能性增加。由于绝嗣现象逐渐增多，过继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宗室生活中；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晚清之后，近支宗室子嗣稀薄的窘境。通过对晚清近支宗室过继事例的研究，有利于厘清清代宗室何时需要过继子嗣，以及宗室在过继子嗣时所考虑的血缘、辈分等各种因素。

虽然宗室在政治上享有更多的权力，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更大，但这并不妨碍宗室内爵位承袭、财产继承甚至过继子嗣本质仍是宗族问题。虽然宗室内过继会受到政局的影响，但血缘对宗族的约束力仍然存在。因此，通过考察清朝宗室内诸王、贝勒的过继状况就会发现，晚清近支宗室过继，符合清王朝过继立嗣的法律和习惯。即使是皇位过继继承，也并未明显违背清代过继的习惯与原则。

宗室出继后，本人及子孙在宗族内的地位必然有所改变，如皇子出继亲王为嗣、远支宗室入继近支宗室后，宗族地位、爵位均会发生转变。而亲王之子继承皇位后，又会产生中国传统社会中十分罕见的“子君父臣”现象，并造成一系列礼仪、制度问题，对了解清代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具有重要帮助。因此，了解清代近支宗室过继，有助于从家族观念中了解满族汉化的过程，并对其宗族观进行新的认识。同时，也可对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一些宗族事件进行新的解读，寻找其宗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