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蜀汉灭亡，历来不少史家认为总揽蜀汉军事大权的姜维应负主要责任，其理由是姜维九伐中原，不但没有达到灭魏兴汉的目的，反倒使蜀汉国内更加兵困民疲，使蜀汉最终走向分崩离析。这显然是极不公允的说法。

那么，姜维到底和蜀汉亡国有什么关系呢？蜀汉灭亡这口锅，究竟该不该由姜维来背？

客观而言，蜀汉亡国，姜维作为蜀军统帅，北伐没有成功，自然有推卸不了的重要责任。

其中姜维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从战略思想和战役具体部署上来看，他有重军事而轻政治和外交的倾向。如在联吴方面，姜维在北伐期间未能重视争取孙吴，联合击曹；在蜀汉内部，虽然因历史的原因，难于调整和解决诸葛亮死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和斗争，形成一个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领导班底。

特别是对后一点，姜维的基本态度是消极的，在黄皓、阎宁、谯周实际上已掌握了蜀汉实权以后，当时姜维虽握有四五万兵力，也厌恶黄皓专擅，建议后主杀掉这个宦官，但他很不坚决，最后还是以选择了离开中央去沓中种麦的逃避办法。这件事，不管对姜维的北伐事业，还是对蜀汉政局的安危来说，都是不利的。

姜维北伐，谋略措置上也的确存在不少不当之处。

北伐前期，姜维几乎是一股脑沿用了诸葛亮在位时制定时的各项政策，战略上偏重陇右，放松由汉中进逼关中姜维平取陇右。汉中是巴蜀门户，夺得这块“天然粮仓”，也是夺取关中的跳板，弃此不攻，这是一失。

无论从军需给养、进取关电和屏障巴蜀，都有相当积极的战略意义。但姜维重攻不重守，更未在取胜之际，扩大战果，致使陇右这块“天然粮仓”未能充分发挥潜在的经济和军事作用，这是二失。

正是因为上面二失，所以在钟会、邓艾大举伐蜀之际，姜维“被绊于沓中”，使魏军“袭其空虚”，轻取汉中。汉中丢失，姜维退守天险剑阁，挡住魏军主力钟会八万大军进逼成都，但因众寡最殊，调遣又不及时，顾此而失彼，给邓艾以奇袭阴平直捣成都之机。

总之，由于姜维以上诸失，故对魏战争，处处显得被动，他纵有忠心报国之志，然终不能挽救蜀汉亡国的命运。

姜维纵有过失，然而我们如果把蜀汉亡国完全归之姜维北伐及军事谋略某些失当也是不客观、不公允的。

首先，魏蜀争战优势在魏国一方。

诸葛亮死后，曹魏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姜维等都难以逆转。当时三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对比，曹魏远胜蜀吴。魏自曹丕以后，继续推行屯田政策和九品中正制度，经济不断恢复，吏治上也比较清明。公元238年，魏又以司马懿为统帅率军斩杀公孙渊父子，辽东广大地区并入魏国版图，更增强了曹魏的实力。所有这些，都为曹魏统一南北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在这种历史趋向和实力发展的情势下，难怪蜀汉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五出祁山，也有人说他是“空劳师旅”，“未能进咫尺之地”。那么我们要求继承诸葛亮的姜维一定要击败曹魏，取得成功，这实在是超越历史趋向的一种不切实际的苛求。相反地，我们认为正是姜维十二次北伐，以攻为守，才使衰弱的后主政权延续了整整三十个年头。

由此可见，把蜀汉亡国归之于姜维北伐，这是颠倒了历史事实，也是冤枉了姜维和他苦心经营的十二次艰辛的北伐。

蜀汉亡国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姜维北伐未能成功、蜀汉政权最后败亡的整个历程来看，从内因来说，最主要的应是因为刘禅政权是一个没落腐朽的统治集团。

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大政的是蒋琬、费祎。在他们长达18年的执政期间，在内政和外事上并无任何建树，各方面都每况愈下，以致积重难返。

例如，对于诸葛亮死后蜀汉最高统治集团业已出现的派系斗争，他们不仅未予调整、缓解，反而有所加剧。蜀汉政权开始受到刘禅庞信的宦官黄皓的操纵，益州土著地主集团迅速增长，从内部严重威胁蜀汉政权的生存。

再如在军事上，蒋琬、费祎等掌权者不仅没有积极支持姜维北伐，反而进行牵制。姜维出兵，前得不到费祎的支持，后受制于黄皓，其奏效不大也是必然的了。

在诸多内部原因中，蜀汉的亡国主要应是亡于益州土著地主集团的出卖。在钟会轻取汉中、邓艾奇袭阴平、进克涪县、直趋成都时，蜀汉形势虽然险恶，但并非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

当时，退守剑阁的姜维，尚有蜀军四、五万人。此外，罗宪、霍弋分别统率可观兵力镇守着白帝城和夜郎。如果蜀汉当权者能采取合理的军事措施，还是有可能与魏国对峙下去的。可惜的是后主听了谯周的活，轻易地开门投降了。

到了刘禅出降，姜维尽管忠贞不二，企图以诈降魏军、策反钟会、挽回后主蜀汉政权，那已是决不可能了。留给他的只是“非死之难，处死之难”的悲剧结局了。所有这些，充分地说明真正造成蜀汉亡国的，是以黄皓、谯周、阎宁为代表的益州土著地主集团，而不是姜维。所以说，蜀汉灭亡这口锅不应当由姜维来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