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婚姻：原来古代也包容女人离婚再嫁

在一般国人的印象中，中国古代是不允许妇女再婚，尤其不允许寡妇改嫁。其实，在中国的汉唐时期，对妇女的再婚是包容的，尤其唐朝对于妇女再婚是相当的宽容。韩愈的女儿就曾经改嫁，像他这样极力推崇儒学的人，也是不阻止女儿再婚的。到了宋朝，在很长的时间里继承了唐朝的法律传统，妇女再婚仍然不足为奇。

由西周到隋唐，从道德层面上看，很早就主张妇女应“从一而终”；东汉时期班固的妹妹叫班昭，作了一篇《女诫》，也就是女人的行为准则。她在里面说：“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也就是丈夫再娶天经地义，妇女再嫁不合规矩。但是，这种观念的影响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是相当有限的。从制度层面上看，不管是上古的礼制还是以后的法律，都不曾禁止过妇女再婚。

春秋时期，上至诸侯之家，下到平民百姓，妇女再婚是很平常的事情。齐国的管仲，还制定过“合独”的政策。老而无妻叫做“鳏”，老而无夫叫做“寡”。都是独身。当时的齐国赋予“掌媒”这个机构一项任务，就是撮合寡妇和鳏夫结婚。

儒家奠基人孔子的儿子叫做孔鲤，他死了以后，妻子也改嫁他人。圣人之家这个样子，可见当时寡妇改嫁并不被认为是什么丑事。

汉武帝刘彻的外祖母先嫁给一个姓王的，生了他的母亲；后改嫁给一个姓田的，又生了一个叫田蚡的儿子。而他的母亲嫁给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时，就属于再婚。刘彻当了皇帝之后，不但把他母亲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也就是他同母异父的姐姐迎到宫中，还把他外祖母改嫁后生的那个舅舅田蚡任命为丞相。而东汉光武帝刘秀，身为皇帝还亲自为他寡妇姐姐物色后夫。所以，在皇家那里就把妇女再婚看得很平常，民间更是如此。

汉朝初年，刘邦一个得力助手叫陈平（后为宰相）。陈平从小由哥哥扶养，除了读书之外不务正业，因为嫂嫂发了几句牢骚，他哥哥就把妻子赶出了家门。陈平虽魁梧漂亮，但因家穷贫，无法娶妻。那时，在他的家乡有一个叫做张负的富翁，有个孙女，前后嫁了五个男人，嫁一个死一个，弄得谁也不敢娶她了。但陈平不在乎，想娶这个女人为妻。有一次，他帮助人家办丧事，被张负看见，认为他相貌出众，前途无量，就把孙女嫁给了陈平。如此，陈平的妻子张氏，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六次结婚了。

《汉书》中记载了朱买臣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戏曲广为流传。京剧叫做《马前泼水》。这个故事说，汉朝有个人叫做朱买臣，家里很穷，但是喜好读书。他靠打柴卖钱维持生活，经常一边担着柴一边读书，还在路上引吭高歌。他的妻子也担着柴跟他一起贩卖，看他这个疯疯癫癫的样子很不好意思，劝他也不听，就说干脆离婚算了。朱买臣说，你既然等不到我时来运转之日，离就离吧。离了婚，他的妻子也就改嫁了他人。有一次，朱买臣担着柴走在坟地里，恰好他的前妻和后夫正在上坟，看见他饥寒交迫，还招呼他吃饭。后来，朱买臣受到重用，做了太守。皇帝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劝他荣归故里。回故乡时，当地隆重迎接。他在马上，见到他前妻的丈夫正好为他修路，在那里泼水，于是，把他前妻夫妇接到官邸款待。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西汉时女子离婚改嫁也毫不稀奇。

东汉末年，有个著名学者叫做蔡邕，女儿就是蔡文姬。蔡文姬最初嫁给了一个叫做卫仲道的人，卫仲道病死后，她回到娘家，在战乱中被匈奴人掳走，成为南匈奴左贤王的妾。在匈奴的十二年中，给左贤王生了两个儿子。曹操是蔡邕的学生，知道蔡文姬的下落后，派人用黄金千两、白璧一双，把她赎了回来。蔡文姬很怀念这一段生活和两个儿子，作了著名的《胡笳十八拍》。回到中原后，她又嫁给了董祀。婚后不久，董祀犯罪应该处死，蔡文姬蓬松着头发，光着脚到曹操那里求情，使曹操赦免了董祀，后来他们夫妻非常恩爱。这位蔡文姬先后三嫁，当时并没有人说东道西，而且，她还因为出众的才华被写进了《后汉书》的《列女传》。

宋朝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继承唐朝的法律传统，妇女再婚仍不足为奇。范仲淹的父亲叫范墉，是在他出生后第二年去世的，他母亲便改嫁给了一个姓朱的人家，所以他的名字最早叫做朱说。范仲淹学习刻苦，生活简朴，看不惯朱家子弟大手大脚，劝他们节俭一些，结果朱家兄弟说：“你又不是朱家人，管这么多干什么？”在他的追问之下，才知道自己的身世。二十八岁，他做官了，才恢复姓范。范仲淹的儿子死后，由他做主，让儿媳改嫁给了他的学生。这个范仲淹还创立了“义庄”，就是由他买了一些土地作为范氏宗族的族产，土地的收益用来从事宗族公益活动。他在“义庄”的管理规则中规定，除了一般婚嫁要给予资助之外，寡妇改嫁的也应该给予资助。

由母亲改嫁、儿媳改嫁，到资助寡妇改嫁，范仲淹浓缩了北宋对待妇女再婚的一般态度。

古代尽管在伦理上束缚妇女，但是对寡妇再婚并不加非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妇女处于依附地位。未婚依附于父兄，结婚依附于丈夫。死了男人或者被男子赶出家门，就失去了依附的对象，从而也就失去了生活保障。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允许妇女再婚就是对这种依附性的肯定。虽然妇女再婚，不是本人有什么再婚自由，也是包办婚姻。和结婚一样，女子再婚，包括寡妇改嫁都是要由尊长主婚的。但那个时期主张“婚姻以时”，尽量减少“旷夫”和“怨妇”，多少有点对人性的尊重。

直到宋明理学的出现，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那些理学家都以孔子门生自诩，但是他们对儒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其中有一点就是极力强调妇女的贞洁。

北宋程颐，是这个理学奠基人之一，他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大力提倡妇女的贞洁，坚决反对寡妇改嫁。其实，这种说法在当时的影响还很有限，他自己的侄媳妇就改嫁了。但是他的这句话经过南宋朱熹的宣扬，影响非常非常大。

在元、明、清三个朝代，这种贞洁观念不但被一些读书人奉为准则，而且影响广泛，也影响到法律制度。

元朝以后的法律，并不禁止妇女再婚，不禁止寡妇改嫁。但同时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在继承以前为父母和丈夫守孝期间妇女不得改嫁规定的同时，规定命官的妻子，如果得到了朝廷的封号，因为她的封号来自丈夫，所以即使丈夫死了，也不许改嫁他人；同时修正了唐宋的法律，改唐宋法规定父母可以强制寡妇女儿改嫁，为任何人都不得强迫决心守节的寡妇再婚。二是发布法令，对于替男人守节妇女家庭给予照顾，对于坚决守节表现突出的给予嘉奖，包括写入史书，让她们青史留名，以及为她们建立贞节牌坊等等。譬如明朝法律规定：“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就是说，法律虽不禁止妇女再婚，但是鼓励寡妇守节。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国家政策导向。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人会有：“中国古代是不允许妇女再婚，尤其不允许寡妇改嫁”的原因。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