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朝，藩王宗室的横行不法都是出了名的，大到亲王，直接强占民产，藐视人命，小到最低级的宗室庶人，也能吃个白食，欺负欺负没势力的人。就比如说最后两代潞王，老潞王是卫辉一代九府最大的盐贩子，搜刮财货不计其数，本该为国所用的盐税大量流入他的腰包，难道不该杀吗？小潞王朱常淓更该杀，东林党把朱常淓都吹上天了，小福王朱由崧比他爹老福王强，还是有最起码的骨气，朱由崧被俘之后，朱常淓在杭州仅仅监国六天就投降了大清，城外明军还在和清军战斗，朱常淓居然派人慰劳清军，投降之后给多尔衮上表摇尾乞怜，嘴脸更是极尽无耻。朱帅鑧在清军入关之后杀害大顺的官，自称济王，可是清兵一到，他直接遣散军队投降。靖江王朱亨嘉，在国家危难之际造反自立。明朝宗室之中，也有隆武皇帝、鲁监国这样的英雄豪杰，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大部分的宗室，国家养他们还不如养猪。吃尽了老百姓的膏血，到最后投降比谁都快。

这就是朱元璋的进步性了，要求史官记录藩王的恶行。所以，不是明朝藩王多么恶，而是曝光度高。明朝之前，不许说就等于没有了。还是要看统计数据，要看祸害的藩王占比多少，我觉得不足百分之一。大部分藩王还是很有志气和贡献的。比如，大明有难，藩王们大量地捐献自己的家产用来救助朝廷。再比如，起兵勤王的藩王也不是没有，不是被朝廷给囚禁了嘛。关键是明朝崩溃的太快，藩王还被限制在自己的小圈子，啥都来不及干。别说藩王了，明朝所有的士族势力不都没来得及聚集力量就被击溃了吗？李自成和张献忠也是好样的，自己无奈被逼造反，死前要求下属力挺明朝。很可惜，这运气就是这么可笑，而且藩王也是士族的一部分，锅应该是整个士族阶层的。明朝的统治者是士族，皇帝是这些人之间的调节人，福王等藩王没有任何能够影响时局的实力。所以，背锅的该是整个士族，而不是朱家。

天下是士族的，汉人政权基本都是士族政权。朱家只不过是名义上的主公和实际上的士族内的调解人。士族不支持，皇帝寸步难行，更别说藩王了。明朝后期全民皆商，但是却没有配套的税收体系。张居正的改革更是以农为本，给明朝的税制改革雪上加霜。万历不上朝，专心翻阅前朝实录，试图寻求变革，但是不善金融是农业帝国的天然短板，前人做的也不好。如果明朝能有大清的运气，有欧洲人帮忙料理税收会好很多。所谓的万历想立福王，根本就是脑补的内容。查实录，万历从没说过他要立福王。而福王也没得到比太子更好的待遇，甚至出阁读书都比太子还要晚。此外，盐商还交“助辽饷银”二十三万余两，国库存钱利息也有十一万余两。

然而明熹宗即位，阉党诬陷袁世振贪赃，将其送入扬州府大牢，但查无实据，最后给袁世振扣个“募兵、建准提庵靡费银二万两”的罪名，强迫袁世振还款。两淮盐商感激袁世振的功德，代缴了这笔冤枉钱。袁世振去职后，朝廷再也没有设“梳理两淮盐法道”。阉党要是充实国库，为啥不用这些真正充实国库的方式？无非是这种方式无法帮他们赚钱。之前为什么收不上税？因为朝廷滥发盐引，盐商在盐场根本进不到盐，没有盈利，自然收不上税，手里却积压大量盐引。同时要承担大量预征税款和附加税。袁世振整顿盐课，用新盐引在十年内逐步换走积压的旧盐引，同时割除一些不合理的附加税，盐商当然感激他。明末因为朝局的变化，使得征税对象的重点发生改变，富农不再征税，而将战争的负担转嫁到贫瘠的北方农民身上。南方一直比北方负担的赋税多，征税对象也没改变，甚至陕西和湖北还改为照粮加派以照顾其情况。

崇祯是个好皇帝吗？前面的军事操作我不懂，不评价。就后期来说，想议和但自己不拍板，非让人偷着做，不小心暴露了又赶紧甩锅；实在支撑不了想南迁了，不表达真实意思，希望大臣们猜到，但大臣们也不傻啊，谁知道会不会又被甩锅。最后他却说大臣们误了他。大臣们也想当忠臣的好不好？但如果代价是要随时出来背锅，还是不说话比较好。如果说明朝亡于内，那请问，宋朝是否跟明朝一样亡于内？宋朝的灭亡是否归因于对蒙古的军事失败？还是类似明朝归因于内部原因，外部的军事失败只是政权崩溃的导火索。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清军入侵的时候农民军可以摒弃前嫌，共同抗清。李自成的行为没有过错，可惜的是他没有顶住强大的东虏。自然明末乱局的黑锅都让他背了。就如张献忠真的屠尽四川的话，那后来李定国以及刘文秀麾下的抗击清军的川军难道是地底下长出来的。

​小编认为：从局部地区看，皇太极管理的辽东比明朝活的滋润，而且生活好了，反抗也相对少了，这样可以集中精力来对外作战。其实明朝并不弱，就一个清不足以战胜大明，完全是内外交困所致。清是以战养战，朝鲜后期也被大清征服了可以得到一些钱粮物资，而明朝只有更加消耗大，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结果是越来越困顿。东林党后来崇祯也看透了，所以留召让李自成把大臣都杀了。崇祯中间是想过迁都的，因为清几次扫荡山东河北一代，北京城基本是孤城了。但是东林党不同意啊，他们在京城还是都有产业的。清流文人并不是东林党误国的原因，商人，资本家才是他们主要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