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朝时期，官员任免权无疑是皇帝和中央行政权力的重要体现之一。其中，京官与地方官的双向任职流动往往又是强化专制集权的重要手段。所以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一般都为皇帝和中央所重视。

有清一代，关于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的记载和管理经验，以专制集权攀至巅峰的雍正朝为最，所以本文将以雍正朝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为样本，分析其特点、变革，并重点考察雍正帝重地方官轻京官的倾向。

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朝官还是封疆大吏，一般其品级在四品之上，皇帝对他们的个人情况一般都掌握得比较清晰。而四品以下的官员，因为数量过于庞大，皇帝不可能数得过来，所以一般就以“京官”和“地方官”来加以统一区分。

一般来说，京官由于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做事，所以条条框框比较多，但好在事务少，责任轻；而地方官因为天高皇帝远，所以灵活性比京官强，但一般事务比较多，责任更重。

针对京官与地方官的不同特点，雍正帝在官员任职上更加注重地方官员的人选。所以雍正帝一般将能力强的京官外派，而能力差的地方官就转为朝官内用或者留部考察。如雍正帝在引见广西兴安县知县张发祖时，认为其地方办事能力不足，故将其改任为礼部仪制司主事，留待考察。

除了县级官员，雍正帝有时也将道府一级的中层官员内调考察。如陕西道员李元英在任期间因为被多人揭发管理不周，故被雍正帝内调为光禄寺少卿，留待进一步考察。

根据笔者对现存有关雍正朝引见文官履历的资料梳理，发现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流动大致可分为双向多次流向、朝官—地方官流向、地方官—朝官流向等三种具体情况。一、京官与地方官双向多次流向分析

由于京官熟悉大政方针，而地方官了解地方民情，所以双向流动不仅有利于提升官员素质和能力，从整体上来看也将改善国家的吏治民生。但在有清一代，事实上京官与地方官双向多次流动的情况并不多见。如顺治帝虽然重视京官与地方官的双向流动，但在整个顺治朝，京官与地方官双向多次流动的案例还是比较少见，而往往以一次流动的情况为多。如京官外调地方官后，往往很少再回京任职。雍正朝虽然双向流动的人数见涨，但从其所存文官履历来看，这个比例也仅仅只停留在1%。

雍正朝京官与地方官双向多次流动一般都发生于升迁任职的官员身上，其中又以“地方官—京官—地方官”双向二次流向为多。如广西全州知州刘藩长，得雍正赏识升迁户部员外郎，后又外迁福建盐法道。

二、京官—地方官流向分析

在雍正朝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官员中，京官—地方官单次流向所占比例达70%左右，其中又以六部实习知县、教习等京城文官人数最多（所占比例同样为70%左右）。

六部实习知县指官员在任职地方知县前到六部挂职锻炼，根据地方知县具体管辖职务，其所任职位主要为吏部、户部、刑部“额外主事”。教习，即国子监和各八旗学校的教师。教习只有进士、举人等考取功名者才能考录，当然他们并非必须终身执教，同样也有入朝为官的机会。

清廷以三年或六年为届，从教习队伍中挑选表现优异者，内用京官或外调地方官。而在雍正朝，教习外调州、县等地方官的案例比六部实习知县外调的数量还有多。

三、地方官—京官流向分析

雍正朝地方官—京官任职流向中，以知县迁任六部员外郎的数量为最。这类知县或因能力突出升迁京官，或因品行端正由封疆大吏保举迁任京官。

为数第二位的是县丞、教谕等县级以下地方官，此类地方官内用京官的标准往往没有知县那般严格，即便通过捐献也可内调京官，如山西定襄县教谕田周捐升至户部郎中。

夏目说

通过对以上三种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的具体情况分析，可以看到雍正朝一般选用优秀京官外调地方（且往往无再回任京官的意愿），而地方官内用京官的制度标准则并非那么严格（通过捐献也可获得名额），这种情况与雍正帝在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上存在着重地方官轻京官的倾向是分不开的。

但在清朝初期，皇帝的这种倾向却并不明显，反而地方官因为地方情况复杂，且责任重大，往往更愿意内调京官。如顺治朝进士刘诚历任地方知县、知州，后因政绩突出经封疆大吏于成龙推荐才升迁至礼部员外郎。

到了雍正朝，在强化皇权的需要下，雍正帝相继出台了高压的地方政策。因为地方民情复杂，事务繁多，所以地方官难免有所差错，以至于遭到雍正帝的惩处。故地方官还是倾向于内调更为安全清闲的京官。吊诡的是，地方需要优秀官员，而地方官员又一个劲地往京城跑。

为了调节这种矛盾，雍正帝自然就出现了重地方官轻京官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制度设立上，就是雍正帝创立了养廉银制度。

养廉银制度实行后，由于地方官所得养廉银一般多于同品级京官，所以地方官内调京官的强烈意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一般京官还是不太愿意外调事多且危险的地方官。

后来随着雍正帝整顿吏治腐败的力度愈来愈大，地方腐败和治安逐渐出现积极的变化，这种情况才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故雍正帝重地方官轻京官的倾向，并非个人情感取向，而是根据历史情况的具体变化做出了理性选择。

而这种倾向又反过来改善了雍正朝官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并间接促进了雍正朝吏治清明局面的最终出现，同时也满足了雍正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根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