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铁腕改革,为何还是存在反抗斗争和盗匪猖獗的情况?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些政策对于老百姓而言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不能说没有影响,尤其是摊丁入亩。要知道,封建王朝的统治始终是建立在地主阶级利益之上的,就算是有利于老百姓的改革措施,也无非是暂时缓解阶级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此,再深入的改革,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统治阶级,那么阶级反抗就不会停止。

雍正时代也一样,他脱离不了阶级矛盾的怪圈。雍正时期,还搞保甲、宗法等制度,宣传纲常,作为统治者,总是希望老百姓老老实实干活儿,老老实实纳税,老老实实服役,这是他便于统治的需要。明代的朱元璋如此,清朝的康熙雍正也是如此,统治阶层恨不得将老百姓从头到脚都捆绑起来,为己所用。

雍正铁腕改革,为何还是存在反抗斗争和盗匪猖獗的情况?

于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争。

康熙六十年,台湾有个叫朱一贵的人发动起义,但是当年就失败了,他的部下在内陆进行活动。朱一贵封了个福建人温上贵为元帅,让他在福建组织乡里的棚民造反。棚民,就是搭建草棚为住所的穷人。朱一贵死后,温上贵联系了棚民,打算攻打县城,但是到了雍正元年,被当地的知县施昭庭侦缉,300多人战死,温上贵被俘后被杀。温上贵的同伴裘永锡逃亡后被清政府缉拿。

雍正四年,占据山谷六年之久的湖南造反人士谢録被镇压逃亡,雍正皇帝指责湖广总督赵坤办事不力,姑息养奸。后来,谢録被缉捕,遭到凌迟处死,妻子被发为奴隶。温上贵和谢録的事具有武装暴动的性质,所以遭到雍正的残酷镇压。

雍正元年冬天,山西万全县农民几千人,冲击城门,焚烧衙署,抗议知县横征暴敛,知县吓得半死,携带家眷幕僚一同逃走。山西巡抚诺岷一面弹劾万全县知县,一面组织平阳知府董绅前往镇压,谁知道董绅派去的官府兵丁被愤怒的农民全部杀死了。董绅只得亲自前往,在与愤怒的农民谈判后,董绅发誓,只要他们交出三个人抵罪就保障不在杀害他们,这件事也就如此了结了。

雍正四年,福建安溪的农民因为反对追加征收屯地欠银,举行罢市活动,为首者被浙闽总督逮捕,严刑拷打致死。六年,安徽也发生罢市活动,甚至大闹公堂,公开抗粮,矛头指向清政府的赋税政策。

在雍正时代的反抗斗争中,有的是农民佃农反对赋税徭役的,有的是城市居民强抢粮食的,也有工匠匠人的抗争,还有旗人,士兵等。虽然规模不够大,但是涉及的行业很多。这说明,在雍正朝,最底层人民的日子并不好过,失业率很高,老百姓的饭碗没有多大保障,逼迫他们站起来进行抗争。

雍正铁腕改革,为何还是存在反抗斗争和盗匪猖獗的情况?

也正是如此,社会上滋生盗匪猖獗,遍布江南各省。有一个苏州人叫沈德潜,写了一首纪实诗:"南方多暴客,杀夺为耕耘。滑刀裹红帕,行劫无晨昏。事主诉县官,县官不预闻。"说的是南方地区盗匪很多,经常为了土地起杀伐,手里用红帕子裹着利刀,不分早晚的打劫。被害人将这些事上诉官府,官府根本不管不顾。

雍正虽然重视盗匪案件,但是他主要采取的是镇压措施,他制定了一系列打击盗匪的政策,比如发生盗匪不报处分例、教育官员重视盗匪治理、整顿京城的治安等等。这些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盗匪案件的产生,因为盗匪案的起源还在于雍正的政策措施。

所以,每当谈起雍正的摊丁入亩政策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这有利于百姓的措施,为什么并没有说的那么好呢?农民或百姓到底从中获得了好处没有?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个人认为,一方面,出在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和赋税政策上,而另外一方面,出在中下层官员的执行上。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土地属于私有制,土地绝大部分都是掌握在地主手中,即所谓的士绅阶层。然而,这些人却并不纳税,虽然雍正实行了摊丁入亩,但是国家丈量的土地数据最终报给皇帝的是哪些呢?只包括了那些无依无靠的农民兄弟,而那些大地主们则没有计算在内。而丁税最终摊入田亩,那摊入田亩中的税收则就是农民兄弟承担了,大地主们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承担税收。你说这样的摊丁入亩会得人心吗?因为这是士绅的特权,其实,国家的税收最终是农民承担了,这还包括火耗养廉银,这可是税收的好几倍。

雍正铁腕改革,为何还是存在反抗斗争和盗匪猖獗的情况?

有人说我这是说鬼话,摊丁入亩还是都摊入到了所有田亩当中去了的,不然不会遭到那些大地主们的反对,乾隆皇帝不是为了缓和地主阶级矛盾,取消了摊丁入亩吗?

没错,这就是上面政策好,下面对策好了,也就是第二方面,在下层官员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捣鬼的行为。按照政策,土地的确是税负的基本依据。(康熙年间所谓"永不加赋"其实就是一句空话,国家哪里都需要钱财,人口在快速增加,没有税负增加是不可能的。)但是土地的丈量是以康熙年间定下的为准,后来在实行"摊丁入亩"丈量土地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举措,数据完全被操作成了农民的土地数据,甚至很多有关系的农民借靠在地主头上以避税。大多数农民成为清朝政府的冤大头,对于土地少,人口多的农户,当吃不饱饭的时候,就只有落草为寇了。

所以,雍正虽然进行了大力改革,为清朝向前推动作出了努力,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根本属性没有改变,他的改革只能是制度的修修补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反抗斗争和盗匪猖獗时刻存在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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