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朱元璋在十四世纪农民大起义中为何恢复农业生产和调整土地关系?

十四世纪中叶元末农民大起义，历时十余年，峰烟遍地，各支义军一时并起，以风驰电掣之势推翻了元朝统治，由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统一了中国。朱元璋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他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他重视建立后方根据地，注意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以此保证战争给养，减轻人民负担，取得了人民拥护。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史上别具特色。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首先恢复农业生产。朱元璋于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宋龙凤二年，公元1356年)三月攻下集庆(今南京)之后，需要巩固已占领的地区，他在朴素的根据地政策思想指导下，以淮南、南京、皖南一带为中心，着手恢复所占地区的农业生产。他奖励农桑，鼓励那些避乱农民之复业者，“开垦荒地，以为己业”。朱元璋还给文职官员“拨典职田，召佃耕种”，收取田租，“以代俸禄”。

到至正二十四年(龙凤十年，1364年)正月，在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先后称帝、称王已经多年之后，朱元璋才自立为吴王，建置百官。他运用这个粗具规模的国家机器，进一步来抓农业。次年六月，下令农民有田五亩至十亩的，应栽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加，由地方官督责实行，违反者要罚: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这说明，朱元璋政权对组织农业生产方面，已有了比较严密的计划和统一的安排。

​至正二十六年(龙风十二年，1366年)正月，朱元璋“谕中书省臣:春和，令有司劝农”。他指出.“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其本业，而军国之势，所资不少皆出于民，欲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他认为若能使农民尽力田亩，搞好生产，“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政之先务，立国之根本”。针对元末“里人乏食，草木为粮”，民不聊生，社会残破的情况，朱元璋坚持恢复农业生产，使饥民得食，农村复苏，当然会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有利于所占地区的巩固与社会秩序的安定。

元末农村的景象是“民物凋丧，千里丘墟”。朱元璋虽然多方奖励农桑，但大困之后，恢复尚需时日，很难担负朱元璋全部军粮所需。有鉴于此，朱元璋于至正十八年(龙凤四年，1358年)十一月建立管领民兵万户府，组织强大的民兵队伍，意在“寓兵于农”，做到“农时则耕，暇时习武”。又令诸部将于南京等处利用抛荒的官、私田兴办电田，作为解决军需给养的一项重要措施，亦可借此减轻农民负担。当时康茂才所部负责南京内外地区的屯垦，据记载岁收谷一万五千余石，除去成本与军晌，尚净余七千多石，成绩卓著，为其他将领所不及。朱元璋褒奖康茂才的功勋，并再次号召全军将士认真做好开垦屯田工作，实现且耕且战、巩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至正二十六年(龙凤十二年，1366年)正月，张士诚舟师数百艘进犯江阴，吴良出兵进击，打退了张士诚的进攻。朱元璋军垦屯田的范围，是随着所占地区的扩大而不断发展的。陈友谅子陈理于至正二十四年(龙凤十年，1364年)以武昌降。至次年五月朱元璋又攻下襄阳，囊括了江汉间荆襄地区。那时，湖广按察金事章溢上言:“以荆襄初平，多废地，请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朱元璋接纳了他的建议，命镇守襄阳的湖广平章邓愈协同经营。朱元璋要邓愈统率所辖“军人将校，令其屯种，且战且耕”。

邓愈乃“披荆棘，立军府营屯练卒，扮循招徕，威惠甚著”，使邻近的元朝河南守将扩廊帖木儿不敢南下侵扰。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仍旧坚持屯田政策，“于两京(南京一金陵，北京一大梁，即今开封)、各省直建设卫所屯田，以都司统摄之”。当时，全国各地军队屯田共达八十九万三千多顷，约占全国垦田面积的十分之一左右。无论其规模和收益，在全国农业产量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曾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即使去掉朱元璋话中的“水份”，也可见他那且耕且战、军垦屯田政策成效的卓著。

我国屯田的历史，自汉始。汉武帝时在西域屯田，宣帝时赵充国在边郡屯田，都使用驻军，为取得军队给养利用兵士电垦戍边。因为汉武帝等封建统治者搞的军屯，乃是一种强制的封建剥削。而起义军的军垦屯田，是寓兵于农，且耕且战，自筹军粮，减轻人民负担以保证农民军有可靠物资供应的革命措施，至少在朱元璋蜕变之前，其性质与历代帝王所推行的军屯有显著差异。元末农民军中，除了朱元璋十分重视军垦屯田，还有红巾军在山东的毛贵一支较注意用屯田办法来解决给养问题外，其他许多支起义军都是采取流动作战，就地取粮。这也就成了他们致命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