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朱元璋竟然在位期间要轻征薄敛，与民休息，这是为何？

朱元璋在起义之初，也是照一般农民军那样，以劫富或强征的办法来解决给养问题。他在渡江作战中，着令乡村百姓交送粮草，称为“寨粮”。朱元璋军令规定，凡有驻守任务的部队，每隔四十天可以支取一次月粮，出征部队行军时不发给口粮，“凡入敌境，听从稍粮。若攻城而被抗拒，任从将士捡括，听为己物”。“稍粮，也就是寨粮。所谓捡括，就是随意抄掠财物。朱元璋的著名部将常遇春等，对这种办法很是反感，认为寨粮没个定数，老百姓受不了，是“害民”之举。

至正十五年(龙凤元年，1355年)六月，朱元璋攻下太平，当地名儒李习、陶安带着父老出城欢迎。陶安曾建议朱元璋不杀人，不烧房屋，东取集庆(今南京)作为战略基地，然后逐步扩充力量，稳扎稳打，收取民心，平定天下。朱元璋听了颇以为然，任命他为大元帅府令史。至正十八年(龙凤四年，1358年)十一月，朱元璋亲率大军由宁国攻婆州，道经徽州，儒士唐仲实一面称颂朱元璋“英明神武，驱除祸乱，未尝妄杀”，一面又指出:“以今日观之，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

​朱元璋解释说:“我积小而费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已。”事实也确实如此，朱元璋在此同时，已开始军垦屯田。十二月，克姿州，“既入城，首下令禁敢军士刻掠，民皆安堵。”在此后几年，军屯已见效益，到至正二十年(龙凤六年，1360年)闰五月，朱元璋通令各县禁止征收寨粮，并开始逐步建立各种正规的税收制度。

至正二十一年(龙凤七年，1361年)二月，朱元璋立盐茶课，置宝源局。定盐税“每二十分而取一”，“每茶一百斤，输钱二百”。是岁，“铸钱凡四百三十一万。”至正二十四年(龙凤十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在不改变原来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制定赋役制度，规定:“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四月，令“凡商税三十取一，多者以违例论”,这些规定说明，朱元璋的所辖地区开始有了划一的税制，提供一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对社会民生的安定起了保护作用，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1367年)正月，朱元璋下令:“东南久罗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悯之。且太平、应天诸郡，吾渡江开创地，供亿烦劳久矣。今比户空虚，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将何以堪!其赐太平田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一年。”

一三六八年正月，他即帝位于南京，随即诏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往定税额，此外毋令有所妄扰。”朱元璋再三告诫臣下，“兵革之余，郡县版籍多亡，过制之取，民多病焉，”故“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他面谕全国州县百官:“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夭下初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朱元璋深知，“弦急则断，民急则乱”要做到长治久安，就必须让人民不致饥寒，要照顾他们的经济利益。他说:“君舟民水，载砚不常，敢不畏哉！”由此可见，朱元璋的轻征薄敛政策，自有了根据地起到成为明朝开国皇帝，始终是一贯的，在初以联合农民共同反抗元朝腐朽统治为宗旨，到后来就转化为害怕农民造反的恐惧心理所主宰，但不论怎样，在客观上是符合深受苦难的广大农民利益的。

元朝末季，官吏贪污日甚，政府贿赂公行。地主豪强残民以逞，广大人民有冤无处可诉。朱元璋对此十分仇恨。他在洪武元年，就提倡“帷廉者能约己而利人”,要州县官们守廉恤民。洪武二年，他又告谕群臣说:“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恨之。故今严法禁，但遇贪官污吏，盆害吾民者，罪之不恕。”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以惩治贪污的严酷著称的，以刘福通、韩林儿为首的红巾军，在反元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红巾军”不知巩固和建设根据地，往往攻下城邑，弃而不守，被元兵随后重占。这种流寇式行动，使他们逐渐削弱以至最后被消灭。其中毛贵一支，虽有不同，但他在山东屯田的收效也不大。

这种形势，使朱元璋以巩固根据地为中心的种种经济措施，显得更为突出，能后来居上，转弱为强，最后完成了推翻元王朝的历史任务。自秦末陈胜、吴广揭开中国农民大起义的历史序幕以来，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直至元末等几百次农民起义中，朱元璋的朴素的根据地政策，以军事上先巩固所占地区为中心，不搞流寇主义，重视恢复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推行军垦屯田，调整土地关系和轻征薄敛，与民休息，争取民心等等措施，虽然其中某些部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曾经做到过，但从他整个经济政策而言，却是史无前例的。当然，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所实施的经济政策，有它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但成为朱元璋最后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却是无可置疑的，其中的某些方面也可归入我国历史上人民斗争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