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沛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第15期

“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纽斯（News）为本位’之原则……”[1] 1923年出版的《新闻学总论》中，邵飘萍提出“新闻本位”的概念，他认为各国新闻业是否进步的判断标准是新闻的增加与否，强调报纸在各类文章中要重视新闻，这是“新闻本位”观念第一次明确提出。

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完全是“舶来品”吗？[2]近代中国“新闻本位”观念是否就是中国本土的“新闻专业主义”？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中国近代“新闻本位”观念产生、演变、式微的过程，回应以上问题。

“新闻本位”观念的萌发

“新闻本位”在20世纪20年代被明确提出，而20世纪10年代就已经产生重视新闻事实与记者职业化的类似观念表述。黄远生在《本报之新生命》中将“事实”视为新闻中的重要因素，在新闻实践的具体操作层面强调对新闻事实的重视，突出新闻的客观性。[3]徐宝璜在《新闻学》中也强调新闻对于报纸的重要性，他从报纸功能的角度阐述：“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4]这一时期中国“新闻本位”观念的生发与报界人才对同时期西方新闻理念的借鉴不无关系。

“新闻本位”表述的出现有当时特定的社会知识背景，否则该表述就不能被快速地传播与理解。在中国近代“本位”一词最初是以“货币制度的基础或货币价值的计算标准”的含义出现的，受日文翻译影响大致到20世纪10年代才出现“主体；中心；根本”的含义，10年代末开始广泛使用“主体；中心；根本”的含义，20年代继续延续，“人民本位-官僚本位”“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等表述纷纷出现。此时，在经济、政治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中经常用“××本位”来表示“以××为主体、为中心”的意义。

“新闻本位”观念内涵的充实与演变

“新闻本位”观念萌发后内涵不断充实，内涵侧重方面也在演变，这一观念从产生到消逝都伴随着与其他话语的角逐、竞争。“本位”是“中心、根本”之义，何为“本位”即是一种价值排序方式，因此“新闻本位”总是处于与其他因素的比较、竞争中。探析一种观念的内涵，可以看与这一观念相对立或相接近的观念是什么。

（一）与“政论本位”相对的“新闻本位”

“新闻本位”观念在最初萌发时，主要是与“政论本位”的观念相对应、竞争，强调重视通过采访获得事实并陈述而非意见表达，主张事实与意见相分离。这时的“新闻本位”内涵更关注新闻所占报刊的比重如何，更偏向于一种报刊编辑方针。

在邵飘萍最初明确提出“以新闻为本位”时，认为中国报业不注重新闻，处于“幼稚”状态[5]，强调增加报纸中新闻性质文章比例。陶良鹤将“新闻纸最大的唯一的职务”视为“供给新闻”[6]，曹用先将“新闻纸之主体”，视为“新闻也”[7]，都是从报纸的性质、功能上强调新闻重要性，新闻应成为报纸的主角，报纸是“新闻纸”而不是“观点纸”。不过多进行观点表达、重视新闻事实，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主张的客观、真实有相似之处。

（二）与“营业本位”相对的“新闻本位”

当“新闻本位”的观念进一步发展，随着“政论本位”时代的结束，“新闻本位”更多与“营业本位”“津贴本位”相对应。通过查阅当时的文献材料，基本可以明确“营业本位”是指报纸以经营为最重要任务，在进行新闻生产的过程中遵从这一原则，通过广告等方式获取利益，与“经营本位”“广告本位”含义一致。“津贴本位”是指报纸的经费来自其他机构、政党或团体，报纸为获得津贴而发表对该机构、政党或团体有利的内容。“新闻本位”则更多强调新闻的选择、报道仅以新闻本身为标准，报纸的经营从根本上要靠提供高质量、符合需求的新闻，而不是依靠广告费用与津贴。如果说前一阶段与“政论本位”相对应的“新闻本位”属于一种编辑方针，那么这时的“新闻本位”则更偏向于一种经营方针。

戈公振这段话正说明了这一问题：“故新闻纸无论如何，都要以新闻为本位……为保存报纸的性命起见，于是把其报纸来代他人登载广告……新闻事业既变为商业化，所以新闻纸又不独以新闻为本位，而更以广告为本位矣。”[8]包括《三通小丛书》中对报界状况的调侃称国外报纸“以新闻为本位”“以广告为附庸”，而中国报纸“以广告为本位”“以新闻为附庸”，也是将“新闻本位”与“广告本位”置于相对的位置，主张“新闻本位”而批评“广告本位”。邵飘萍也批评“津贴本位”者忽视事实、真理，“无宗旨主张”。[9]

在国民经济发展、实业振兴的背景下，各行业广告需求增加，报界开始讨论“新闻本位”与“经营本位”问题。“新闻本位”观念与“营业本位”“津贴本位”相对应的内涵中强调报纸的经营要靠提供高质量、符合需求的新闻，不屈从于政治、商业利益。这也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主张一致，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经常为人诟病之处在于，声称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不屈从于政治、商业利益”的西方媒体经常在新闻实践中为资本所控制。

（三）与“社会本位”相近的“新闻本位”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远不及西方国家，但大部分知识分子、报人对于报纸被资本控制的情况格外警惕，除了强调“新闻本位”，还强调报纸具有公共性，经营报纸、报道新闻要重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提出“社会本位”或“公众本位”的主张。

刘元钊认为新闻的最大目的是报道“公众为本位”的新闻，表现世界的公正事理，是“代表公众宣达公众之舆论者也”[10]。任白涛也认为新闻具有公共性，必须将新闻业与其他营利的商业区别，报纸是报道新闻的地方，是实现公众福利和服务公众的地方。[11]李公凡认为新闻事业应该“以社会为本位”，应该是社会上的大多数分子所经营的事业，督促政治清明，使人民拥有自由平等的权利。[12]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同样主张媒体应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近代“新闻本位”观念在这一层面再次与新闻专业主义相呼应。

在近代报刊业中存在多元价值取向，“新闻本位”观念在与其他观念的互动中内涵不断丰富。“新闻本位”观念的内涵至少包括在业务、编辑方针上重视新闻与事实，主观的评论不可喧宾夺主；在经营方针上报纸的经营要靠提供高质量、符合受众需求的新闻，而不是把营利放在首位；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屈从于政治利益、商业利益。

“新闻本位”作为“宣传本位”的相对概念走向式微

随着抗战形势的严峻，整个中国社会进入战争状态，“新闻本位”观念也进入落潮阶段，抗战胜利后又是国共两党争夺国内统治权的内战，“新闻本位”观念在近代式微。“新闻本位”观念在落潮期主要与“宣传本位”观念相对应，即只客观真实地呈现新闻，不进行价值上的引导、思想上的说服。

步入20世纪30年代末期，新闻宣传的作用被重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将报纸作为战时宣传的工具，“宣传本位”的观念逐渐取代了“新闻本位”的观念。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基本达成了以新闻救国的共识，需要通过新闻传达观点、引导受众。

正如邵力子所言，在抗战的时期，“新闻本位的主义已不能不为国家民族的利害，而稍稍牺牲”[13]。徐凌霄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归纳为官报、甲午战后实为杂志的报纸、民国以来新闻为本位的报纸与舆论为本位的杂志分离三个阶段，批评日报只求新闻的“速”与“确”，主张“国内外大事如此复杂，所需要的不是快速的记录，而是详求确认的事理”[14]，即要通过新闻来向读者传达一些观念、道理。

在报界实践中，同样体现了“新闻本位”观念的式微。如《中央日报》的“中央与日报”之争、延安整风中《解放日报》的改版，都体现了“新闻本位”的落潮。

中国近代“新闻本位”的观念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兴起的年代相近，都主张重视新闻采访、报道事实，坚持客观、真实的原则，尽量避免受到政治、商业等因素的影响，发挥报刊的公共属性。“新闻本位”观念在多元话语竞争中内涵不断丰富，可以说“新闻本位”是新闻专业主义在近代中国“本土化”的表述方式，新闻专业主义不只是一个改革开放后传入的西方理念，它在近代中国同样能够找到渊源。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刘沛恺.近代多元话语竞争中“新闻本位”观念考察[J].青年记者,2022(15):10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