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梓晟，温承超

从来文武不相分，俎豆干戈美有君。已着白袍称国士，忽摇赤羽号将军。

心期报主年方壮，志欲吞胡策自勤。试向燕然台上望，伫看裘带靖腥风。

三代以来“武以定国，文以安邦；乱世思将，治世思相”的观点一直为世人所熟知。但“自古文武不对盘”的观点也逐渐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共识。文官认为武官不过一介莽夫，武官则认为文官只会纸上谈兵。蔺相如和廉颇的“将相和”之所以能够成为经世美谈，也有此原因藏在其中。

然而《四库全书》凡例中有“明之曲士，人喜言兵”的记载。近代史学家顾颉刚在整理兵家书籍时，也曾发现除了清末江南制造局所出兵书之外，绝大多数兵书几乎全为明本，而且又多为万历以后所作。

这姑且道出了晚明文人尚武的一个侧面。明代的士人，真的很多都喜欢谈论军事？在明朝又有哪些文人可以作为文士习武的代表？

唐顺之，明嘉靖八年进士，明代唐宋派古文的代表人物，嘉靖八才子之一。他有《武编》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介绍道：

“史称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凡兵法、弧矢、壬奇、禽乙，皆能究极原委，故言之俱有本末。……是编虽纸上之谈，亦多由阅历而得，固未可概以书生之见目之矣。”

钱谦益是明朝后期最重要的士大夫与文人，活动范围涵盖政治与文艺，交往圈极为广泛，甚而，他本身就是一个社交中心。而在其社交活动中，谈兵活动斯属其中之要项，其生活周遭实多有谈兵者聚集。他在《谢象三五十寿序》中叙道：

“君初为举子，余在长安，东事方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谭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扼腕奋臂，谈犂庭扫穴之举。”

由此描述可以看见文人谈兵风潮已形成一个别具特色的圈层文化，而参与这个谈兵活动圈的人已经不限于士大夫阶层。

那么究竟有哪些原因使得明代士人尚武的风气不断发展？

明代初年武尊文卑的政治格局

明代以武功立国，建国之初即不吝以爵邑分封功臣宿将，然而文臣得封者较少。后来在大明律中又明文规定“文臣不得封公侯”，因而明初的“右武”政策甚为明显。在此形势下，大概到明中叶的弘治时代，文士社会中终于形成一股尚武之风。此风气，也深刻影响到士人的结社交游活动中，出现了骑马角射、击剑任侠等风尚，显示出明代后期士人城市生活的一个新面向。

明代社会政治结构复杂，中央集权制度使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军事在这一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军队是维护统治和国家安全的基石。在明代，军事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皇帝依赖军队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尤其在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时，他采用了“一统天下”的政策，通过武力统一中国，军事力量成为他确保统治的关键。

自古以来，“文死谏，武死战”。对于文人来说，报效国家的方式应该是在朝堂之上，而不是战场上。不过，在明朝时，却出现了很多文官带兵打仗的现象。比如捍卫国土的于谦、平定倭寇的谭纶、平定战乱的王阳明，又如，镇守辽东的熊廷弼、袁崇焕等都是文臣，但他们在军事上又均有一番建树。

如果一人两人偶然为之，那是历史的巧合，但如果在朝代各个阶段都大批出现文人尚武的情形，就要考虑其中的规律和制度的引导。

文士尚武的制度支持

明朝有文官军事选拔培养制度。如弘治年间统兵两广，平定叛乱的刘大夏，曾经在兵部职方司干了十年。上文提到的谭纶最初任南京兵部郎中，后来因为受命募兵，抗倭有功，成为台州知州，仍然负责抗倭募兵。后来，谭纶又做到福建巡抚、两广总督，哪里有倭寇就去哪里做官，倭寇扫清了，后来改任蓟辽总督，仍然是军事一线。在这样的培养体制下，明朝的文官们可以在军事战斗的锤炼中成长成出色的指战员。这也是明朝军事胜于宋朝的一个原因。

同时，明朝还有海疆武臣的文官制度。明代倭乱的兴起，使得明朝政府在职官制度上向海防倾斜，增设了多个海防兵官。这些职官又多以文臣担任。据《大明会典》载：

“国初兵事专任武臣，后常以文臣监督。文臣重者曰总督，次曰巡抚。总督旧称军门，而巡抚近皆赞理军务或提督，详载都察院。其按察司官整饬兵备者，或副使，或佥事，或以他官兼副使、佥事。沿海者称海防道，兼分巡者称分巡道，兼管粮者称兵粮道，今具载之，而仍以所辖督抚领其首。”

在边防的警戒上，明朝为维系地方治安，出现新的文臣军事领导体系——总督、巡抚。他们分割了都、布、按三司的专权，成为省级统辖行政与军事二权最高阶层。这种官制的存在也推动文官逐渐对“武功”有所向往。

再有，就是募兵制的大力推行。招揽了许多文士的附趋而来，吸引了大量下层文人奔赴海疆。将军开府招募文人也成为海患时期的一种风气。以幕客身份从事抗倭的文人，更不在少数，如徐渭、沈明臣、王寅、郑若曾，这些文人随军抗倭，除了为谋生，亦包含个人的政治抱负；不仅仅是为食禄之需，也是出于忧国忧民的儒家情怀，当倭乱成为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相当一部分文人的爱国热情和担当意识便被激发，形成共同的向心力，创作大量的诗歌以表达对海患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汪道昆在福建抗倭期间，也开幕延士，招揽边才协助抗倭。许多文人慕名而趋。吴志道就是其中的一位，吴志道的好友，广五子之一的俞允文，在《送吴山人志道往闽中谒汪中丞》中说到:

“汪公拥貔虎，挥戈扫天狼。俗美还旧观，英声震遐方。开幕纳群士，世人比孟尝。君行托大贤，颂德扬芬芳。况复入佳境，所志无不当。还期香难寻，延领聊相望。谁怜张仲蔚，篙蓬独摧藏。”

俞允文把汪道昆在闽开幕纳士比作孟尝君的广收门客：“开幕纳群士，世人比孟尝。”旌扬其好贤之风，同时对吴志道的入幕寄予了厚望，期待他能在汪道昆的府中为抗倭献力。

明代中后期“北虏南倭”的影响

明朝经太祖、成祖两朝的积极用兵之后，进入仁宣时已大抵解除武装，进入文治的阶段。这个和平时期到英宗时，由于事出偶然的土木堡之变，而出现紧张情势。这个偶发性的事变之后，帝国内部仍大致维持着和平的景象。至成化年间，社会矛盾渐趋明显，局部地区已开始出现动乱，虽国家武力尚足应付，不致酿成大患，不过，敏感的士人已然闻及兵戎气息，而有欲试之心。到了弘治、正德年间，蒙古的不断入侵，更成为明王朝的忧患，不少有心官员或士人，已经明确感受到这种危机，因而开始有习武之心，甚至有凭武建功之意。

至嘉靖时，蒙古入侵的危机未见稍缓，反因倭寇问题的严重化，而有所谓“北虏南倭”的威胁。明王朝在南北交迫下，军事问题更加严重。唐顺之、赵贞吉等人即是在此情势下“究心武事”。汪道昆在《送刘大夫按察贵州序》中有言：

“顷匈奴数入边，又岛夷窃发，东南骚动，四方不无事矣。于是简异能之士置职方，且有所用之也……然而荐绅大夫好倜之画策，往往以言兵显，此亦豪士之资也。”

“南倭北虏”的威胁，除了北方的边患外，敌人纵横于东南沿海，乃至深入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直接威胁乡里社会，因此谈兵风气乃更普遍流行于社会之中。

同时，在“向用武力”之时势下，善于展现军事才能者也往往能够获得重用，汪道昆在《送刘大夫按察贵州序》中有言：

“顷匈奴数入边，又岛夷窃发，东南骚动，四方不无事矣。于是简异能之士置职方，且有所用之也……然而荐绅大夫好倜傥之画策，往往以言兵显，此亦豪士之资也。”

显然，国家危机也是知兵者的转机，朝廷为应付军事危机，破格任用军事人才。在此激励下，士大夫多有以武建功之意，谈兵风气日趋于盛。

明代文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谈论军事，原因复杂而多样。他们将军事与政治联系起来，认识到军事力量是国家强大的基础；他们将军事元素融入文学作品中，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特点贡献了宝贵的遗产。文人对军事的兴趣不仅影响了政治决策，还影响了后世文化的发展。这一现象深刻地反映了明代社会的军事氛围和文人的政治参与，为我们理解这一重要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原本尚武之风是出于现实性的需求，但在晚明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尤其是士人独特的现实处境与特殊心态下，它不仅仅在现实层面上求保乡卫国的实效，更为明代士人提供了一种特别的人生想象。许多士人，尤其是历经科考挫折，或不甘心人生受困于科举的士人，武学在精神层面被赋予了一种立功救世的意义，成了士人对不凡人生追求的展现。

参考文献：

1、明史：卷222谭纶传.

2、明史：卷200·刘天和传.

3、[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Ｍ］．张书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4页．

4、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据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影印），第3册，卷九九，〈子部•兵家类•武编〉，第160-161页.

5、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中）》卷三六，《谢象三五十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8页.

6、钱谦益，《牧斋有学集》（收入钱曾，《钱牧斋全集》），卷三七，《吴金吾小传》.

7、俞允文《仲蔚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第614页.

8、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六，〈武宗〉，第209页.

9、顾璘，《顾华玉集》（收入《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据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第1263册），卷一，《息园存稿文•闗西纪行诗序》，第458页.

10、汪道昆着，胡益民等点校，《太函集》（合肥：黄山书社，2004），卷一，《送刘大夫按察贵州序》，第8-9页.

11、汪道昆着，胡益民等点校，《太函集》（合肥：黄山书社，2004），卷一，《送刘大夫按察贵州序》，第8-9页.

1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兵部•文士论兵》，第435-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