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轮联赛开始，中超联赛及足协杯的U23球员和外籍球员出场条款开始发生变化，这给各队的临场调整释放了更大空间，在联赛上半程深受U23政策困扰的一方队也将有所受益。

在U23球员出场条款方面，之前的每场比赛首发1人，累计上场不少于3人次被调整为：每场比赛，场上的U23球员始终不少于1名。这项政策的变化，实质上将规避此前各队开场后迅速换下U23球员，或在比赛尾声阶段连续换上换下U23球员的现象。那些在球队中可以起到一定战术作用的U23球员将得到更多的出场时间，同时也让换人这一临场调整行为更多回归战术需要，而非仅为了遵循特殊的政策要求。以联赛第16轮一方队主场与建业的比赛为例，一方队18人大名单中有汪晋贤、董岩锋和杨芳志三名U23球员，汪晋贤作为首发球员出战80分56秒，随后被董岩锋换下。汪晋贤在比赛中策动了第二个进球，正是他接博阿滕的妙传后杀入禁区被对方球员绊倒，为一方队赢得了点球的机会。而替补登场的董岩锋在替补登场后5次触球，3次传球中送出1次关键传球，更有一脚禁区外的左脚射门险些洞穿吴龑的十指关。如果按照之前仅为了遵循特殊的政策要求去进行换人，即在开场换下终场前连续换上，那么不仅U23球员对球队的贡献很难体现，长此以往球员本身通过比赛进行提高也不现实。像何宇鹏那样在登场内短时间有突出贡献的，只能算凤毛麟角。

目前，大连一方队内，U23球员一共7人，分别是汪晋贤、张慧、杨芳志、杨磊、何宇鹏、黄嘉辉和董岩锋。U23政策的变化也给球队在临场换人调整带来了一些改变。联赛上半程，一方队的临场换人曾深受U23政策的影响，这也让时任主教练崔康熙在多场比赛中无法按照自己的战术意图和临场变化进行换人调整。在主场与武汉卓尔的比赛中，由于刚刚换下了小将杨芳志，因此即使单鹏飞血洒赛场，崔康熙依然不敢冒然换人。而在上轮与建业的比赛中，单鹏飞在与对方外援的拼抢中倒地，随后就被老将周挺换下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此前的U23政策只强调累计出场人次而不限制出场时间，也给各队开场换下U23这个球队短板提供了可能，而不少球队都把用非U23球员换下U23球员这次调整看作是对场上唯一的一次主动调整，这让球队的换人调整变成了孤注一掷的赌博，教练员想要通过换人来改变场上局面的可能被大大降低。

此次U23政策的调整也对特殊情况进行了说明，其中场上U23球员始终不少于1名的限制在U23球员受伤离场且换人名额已用完或被红牌罚下的情况下也视同遵守了U23政策。以上轮一方队与建业的比赛为例，董岩锋在80分56秒登场后如果受伤，那么一方队还必须用杨芳志将他换下。但在86分52秒一方队用周挺换下单鹏飞用完全部换人名额后，如果董岩锋受伤离场，那么虽然一方队场上没有U23球员也视同遵守了U23政策。同样，在89分29秒董岩锋对伊沃铲抢犯规，如果此时裁判员将他罚下导致一方队场上没有U23球员，也视同一方队遵守了U23政策。新政同样规定了，如果报名球员中有被各级国家集训队征调的U23球员，则球队可不执行U23政策。

在U23政策有所调整的同时，中超联赛的外援出场条款也同步进行了调整，由此前的外援可累计上场3人次调整为：一场比赛中，同时上场的外籍球员不得超过3人。大部分球队在此前都选择派上3名外援首发，因此球队的第4名外援就很难得到报名机会，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如盖坦这样的球员不得不离开中超。此次政策调整后，球队将可以在18人名单中将全部4名外援进行报名，并根据场上情况对外援进行调整。一方队下轮联赛的对手广州富力在与重庆斯威的比赛中就尝到了临场调整外援的甜头，尽管中卫托西奇为富力先下一城，但重庆斯威连扳两球反超比分。富力主帅见状在第54分钟用登贝莱换下托西奇加强进攻，富力随后连入三球锁定胜局。就连重庆的主教练小克鲁伊夫在赛后也坦承，在下半场如果能够换上第四个外援的话，主教练可以更好地对比赛的战术阵型进行更多调整。从实战来看，外援出场政策的调整对于提升整个中超联赛的精彩性和观赏性上将有积极帮助。

从一方队目前的外援组成来看，卡拉斯科和哈姆西克是球队不可撼动的进攻组织枢纽，而第三名外援的选择将代表着不同的进攻思路。在穆谢奎这样擅长空中争夺的中锋在场时，一方队的阵地战进攻将更加立体，而当像博阿滕这样以速度和灵巧见长的球员在场上时，一方队的快速反击将是得分的主要手段，因此临场外援的调整将给一方队切换进攻模式提供可能。这其实也给有着战术大师称号的贝尼特斯，根据对手的不同特点和场上走势的不同情况来进行战术调整的可能，而这正是他的前任崔康熙在位时不具备的条件。因此从整体上看，新的U23和外援出场政策将给一方队在排兵布阵和临场调整上释放更多空间，一方队也很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迎来成绩的提升。

自2017赛季产生时起，U23政策就受各方质疑，尽管这项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从执行结果上看距离预期相距甚远。有不少球员在U23政策的保护下得到了更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联赛的观赏性也受到了影响，以上赛季末期集训队为代表的事件更是让政策的公平性受到了质疑。任何一项改革都有利弊，足球也不会独善其身，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能成为停止变革的理由。只不过政策上的变革应更加注重提升整体效率，更加富有普惠性，不应让政策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和个别俱乐部牟利的手段。如同让比赛中的换人更多回归战术需要一样，足球运动发展也应该回归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让中国足球更像足球应是政策制定者的本源，而这才能真正地让包括球员、俱乐部在内的参与主体得到更多成长空间。